论普通法立宪主义的贡献与不足

摘 要：本文以2012年退市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趋严的退市监管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市新规与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抑制关系,即趋严化的退市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退市新规可能通过提升实业投资和完善内部控制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这一抑制效应在高绩效的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且对于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研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了退市监管的宏观视角,从完善退市监管角度为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基于股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18—2022年我国A股非ST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股权性质的视角,运用总体回归与分样本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负相关;如果考虑股权性质,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金融化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程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也更加显著。以上结论为实体企业控制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配置金融资产。     

金融化、内部控制与企业主业效率

企业金融化既阻碍了企业自身核心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劳动力结构在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研发投入和打破劳动力结构平衡来降低其主业效率；企业金融化对主业效率的抑制作用，因金融资产类别、经济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企业金融化行为，信息沟通、控制活动两个内部控制要素能够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主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动企业生产经营科学决策、健全内控制度提供了借鉴。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效应，以期为揭示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金融带来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这种影响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对企业竞争力发挥助推效应。第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企业竞争力驱动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和较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第三，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两个渠道，助力驱动企业竞争力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下一步应强化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全面开展数字化转型。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微企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搭建数字化金融共享平台，更加精准地支持实体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摘要：实体企业的发展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配置金融资产,其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占主导。对投资不足的样本而言,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非但没有扮演“蓄水池”角色,反而通过降低企业创新和商业信用的路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实体企业金融化也显著降低了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丰富企业金融化以及提升全要素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变实体经济生存环境,破除过度金融化困局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行业利润大幅下降,实体经济开始大量涉足金融领域,已经开始表现出偏离主营业务、片面追求金融利润等明显的过度金融化倾向。为破除过度金融化困局,提出了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改变实体经济生存环境、加大对企业研发及生产投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企业等防范过度金融化风险的策略。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期间受到疫情频发、保护主义兴起等各种因素的阻碍,无形中加重了实体企业稳健运营的压力。金融市场发展始终致力于缓解实体企业困境,而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排斥的经济阶段是否引致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出现错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研究2010—2021年我国A股企业数据（剔除金融与房地产企业）,并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比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内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外源融资的增加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增长;企业金融化水平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企业内源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削弱外源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发挥了较大的“蓄水池”效应,在优化企业债务结构与提高安全边际的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国家队”持股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化视角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国家队”持股对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信息环境是“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投机动机下的金融资产持有以及“国家队”持股比例较高时,其抑制作用越强;在抑制金融化趋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提高。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国家队”持股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亦为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

企业金融化反映了微观层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复杂的联系.以2010-2018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及传导渠道.结果 显示:企业金融化与短期业绩是正相关关系,与长期业绩是负相关关系,并在短期通过逐利渠道、长期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同影响;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随着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和地域位置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融资约束以及高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改善甚至扭转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业绩的负向影响,高企业社会责任则相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化影响企业业绩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经验证据.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成本冲击、利润率差距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生冲击

本文以外生制度成本冲击——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制度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间利润率差距越大以及劳动密集型程度越高,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自然对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水平约增加14.38%个标准差。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越小、企业向市场成本转嫁难度越大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讨论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结论对挖掘外生制度成本冲击下实体企业金融化背后所蕴涵的企业策略性动机,进而为破解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制度诱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环境成本压力可能导致实体企业为逃离竞争而“脱实向虚”。本文基于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在2014与2015年公布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名单,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重污染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其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大的企业以及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和绿色创新,引导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政府部门应尽快构建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出台相关优惠以及激励政策,鼓励市场主体投保环责险,与各部门及企业协同进行环境治理;重污染企业应将环责险作为自身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在保险公司等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加大环保投资,进行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从根本上创造经济与环境效益双赢局面。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纷纷调整投资策略,将资金投入金融业,使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日益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广受关注。目前,学术界对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探讨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税收激进的影响,并探讨融资约束、税收征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提高、税收征管力度的降低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依据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锁定税收激进企业,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管控,制定提高企业流动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延期缴税制度。     

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尾部风险传导研究——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金融资本超额回报率的事实,在市场套利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实 体企业金融化是抑制还是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从杠杆率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对杠杆率具有“双刃剑”效应,然而,实证结果发现,从长期经济后果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却显著提高了杠杆率,基于Altman-Z值的风险分析进一步发现企业破产风险显著 上升,从而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观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 的实际效果,也揭示了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风险传导过程中的一个风险源,对于实体经济和 金融领域关于企业金融化效应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化——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新《环保法》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新《环保法》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提升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来实现。此外,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丰富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对政府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