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数字服务已深刻融入制造业的情形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水平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变得不容忽视。基于2014—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创新、削弱数字服务对低技能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和增加交易成本的方式抑制产出服务化水平；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处于非成长期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地区的企业产出服务化水平抑制作用更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企业产出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浑南：沈阳未来的新城区——沈阳城市空间拓展与浑南新区开发建设研究（之三）

依据“轴向发展”、“带状组团”城市发展模式，沈阳未来的新城区定位于浑南新区是比较适宜的，把浑南新区培育成沈阳第二个城市中心也是有可能的。沈阳应进一步强化“大浑南，新沈阳”的主战略，以跨越浑河以拓展方向，集中力量建设浑南新区，进而形成相对于老城区而言的“一城两区”的城市空间结构。     

开采"数字沈阳"的财富

“数字沈阳”是沈阳市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口号，是沈阳面向21世纪和信息社会最主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一。“数字沈阳”是以省城信息资源为核心，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通过实施电子政务，发展电子商务，建设信息化社区，整合政府各部门门户网站遗留的信息孤岛，实现各部门网络互连，搭建良好的数据交流平台，为政府信息化奠定良好的基础，最终形成一个体系完善、功能健全、组织有序的数字信息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再造一个沈阳城:大浑南开发"十一五"提速--访沈阳市副市长、浑南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王翔坤

提起沈阳市浑南新区，人们可以说耳熟能详，前身为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浑南开发区，经过十三年的初创起步和发展提高，于2001年被确定为浑南新区。2005年年初，沈阳市委、市政府又明确提出开发建设大浑南的战略构想。[编者按]     

中国首个现代有轨电车项目将在沈阳运营

作为第十二届全运会的重要配套项目，中国第一个现代有轨电车项目将于2013年7月1日在辽宁省沈阳市运营。 该线路位于沈阳浑南新区，总长度为60公里的4条有轨电车线路，由威立雅交通巴黎地铁（中国）有限公司与沈阳浑南现代交通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沈阳浑南现代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双方的股份分别为51％和49％）运营管理。     

数字经济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治理难题与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具有打破市场分割,重塑政府、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的功能,有助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但前提是对数字经济进行恰当和有效的治理。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其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平台垄断、数据要素孤立、算法治理缺失、数字鸿沟等问题,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应通过健全监管规则、统一数据要素市场、加强算法治理、弥合数字鸿沟等路径引导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政府研究现状与前瞻——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在当今万物互联的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为实现数字中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CNKI数据库,综合梳理十九大以来数字政府相关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发文数量、时间分布、作者及机构情况、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历经了电子政务不断迭代、数据要素不断赋能的阶段,现有学术界围绕公共价值创造、地区腐败等宏观维度进行探讨,实务界也指出数字政府建设存在体制机制不畅、法律制度固化潘篱、职能部门协同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未来研究可着眼于企业微观视域,深度解构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企业行为的内在机制规律,着力解决数字政府建设的难点和堵点。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了长三角各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对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效应评估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长三角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省份、不同产业的这种负向影响具有异质性，劳动力越丰富的地区和产业，抑制效应越明显；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抑制效应是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和就业削减效应两大路径实现的；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边际抑制作用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而不断降低。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为例

基于2015—2021年湘西州7县1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性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核密度估计法对湘西自治州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动态分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湘西自治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2015—2021年间呈现上升趋势,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从空间分布来看,2015—2021年湘西州数字经济水平持续上涨,处于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吉首市发挥辐射、扩散作用,空间分布差异正在减小。从动态演进的结果来看,湘西州数字经济水平的低水平聚集现象和极化现象得到缓解,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制造业作为一个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中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省份2006—2021年的统计资料,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具有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当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门槛效应才开始显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小。     

实验室挂牌 辽宁科技领域迎来“高光时刻”

<正>9月5日,辽宁省委、省政府在沈阳浑南科技城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同步举行了辽宁实验室揭牌仪式,由辽宁材料实验室、辽宁辽河实验室、辽宁滨海实验室和辽宁黄海实验室“4朵金花”组成的辽宁实验室正式运营。辽宁实验室将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辽宁在优势科技、优势产业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机制分析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我国增强实体经济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本质是依靠数字经济部门提供的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和数智产品对实体企业要素投入与生产经营模式重组更新，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实践中，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是基于实体企业生产经营节点与数字技术融合而展开的，形成了多种效能各异的融合模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进一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需构筑“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分工协作机制。     

中国首个现代有轨电车项目将在沈阳运营

作为第十二届全运会的重要配套项目,中国第一个现代有轨电车项目将于2013年7月1日在辽宁省沈阳市运营。该线路位于沈阳浑南新区,总长度为60公里的4条有轨电车线路,由威立雅交通巴黎地铁(中国)有限公司与沈阳浑南现代交通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沈阳浑南现代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双方的股份分别为51%和49%)运营管理。此项目将采用超级电容技术在部分地区实现无接触网运营。项目一期设立一个车辆段(包括控制中心),一个停     

数字生态建设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的省际数据，构建并测算了中国的数字生态水平，考察了数字生态建设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生态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数字生态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长期存在，且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提高边际影响递减。此外，贸易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也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存在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中国充分发挥数字生态的赋能功能、助力数字时代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据安全视角下数据交易的激励机制——兼论数据交易平台治理模式

数据的交易与共享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不过,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对数据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数字安全风险,导致数据要素的价值不能充分实现。本文基于数据安全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数据交易平台的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引入数据交易平台在数据整合、数据交易与数据安全服务这三个维度上的决策,研究了数据交易平台的治理模式对数据交易规模、企业数字技术资本投资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据交易平台收取的交易佣金虽然提高了数据交易成本,但亦会通过提供数据安全服务的方式增加企业数据交易的意愿,因而消费者福利、数据交易规模与交易佣金率呈现倒U型关系;其次,由于存在价格扭曲效应,数据交易规模最大化的佣金率水平要低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佣金率水平;最后,由于价格扭曲程度的不同,相比于对买方收取佣金,对卖方收取佣金所对应的均衡消费者福利和数据交易规模更高。本文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安全治理和数据交易平台的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参考。     

数字商业生态系统特征：数据控制和数据协调模式比较

数字平台重塑组织间关系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而数据要素分布模式会影响数字商业生态系统特征。文章选择浙江省和广东省分别作为数据控制模式和数据协调模式的代表,基于数字经济上市企业经营领域与授权发明专利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比较数据控制与数据协调两种模式在产业链整合、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以及数字商业生态系统网络结构上的差异,分析两种模式为提高经济效率所采纳的不同路径。研究发现：无论在何种模式下,民营企业通常选择创新活动频繁、创新风险较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国有企业通常参与门槛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控制模式是构建数字化营销渠道发挥消费互联网平台用户流量优势,数据协调模式是依托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协同制造优势;数据控制模式是纵向一体化产业链整合方式,数据协调模式是水平型产业链整合方式。相较于数据控制模式,数据协调模式下的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度更高、在产业链上扩散速度更快;数据控制模式下组织网络呈现“垄断”结构,而数据协调模式呈现“区块链”结构;数据控制模式依托于单一平台很难做出全局最优决策部署,数据协调模式在不同领域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可能导致跨平台间的数据流动产生困难。消费者需求数据和工业数据高效匹配是两种模式共同演进方向,相较于讨论数据要素最优集中规模,畅通数字平台之间的数据要素流动渠道才是根本。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沈阳浑南新区——地方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活力源

沈阳市浑南新区始建于1988年5月，起步于被国家商务部命名为“中国十大特色商业街”的三好科技一条街，1991年3月被国务院首批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8年实行“封闭式”管理。2001年10月，沈阳市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城市功能，做出了依托高新区全面开发建设浑南新区的战略决策，组建了浑南新区，浑南新区与沈阳高新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享有市级经济管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