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地方依赖理论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学习效应"假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地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的CEO原生地风险文化偏好和较好的CEO企业所在地创新文化环境均会加强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CEO的多元文化经历则会削弱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风险偏好和较强的创新意识是外地CEO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地CEO在提升企业价值、抑制企业社会资本维护支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高管原生地等个性化信息、上市公司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战略重视企业内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提供了管理启示。     

控股股东道德风险与公司现金策略

本文借鉴Myers & Majluf(1984)的模型框架,从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视角构建了公司发行股票为投资项目融资的决策模型。本文模型分析表明,公司控股股东会选择在其自身利益增加的情况下发行股票,但这有可能损害公司原有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的这种道德风险将被市场所预期,从而会对公司融资行为形成约束。在这种因控股股东道德风险所引起的融资约束下,公司现金持有策略会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出于利益侵占动机增强对现金资产的偏好,导致公司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上升,而公司增持现金的价值效应较低。在实证检验中,本文以2003—2009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用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代表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的强弱。检验结果表明,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较大的情况下,公司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较高而现金变动的价值较低,这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与信用利差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数据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信用利差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只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个股股价崩盘风险较高和管理层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通过对公司信息环境质量组和低掏空组的验证，排除了信息假说和掏空假说，验证了控制权转移风险假说的唯一性。     

基于债务契约的控制权配置及风险控制方式对公司内部治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某电力集团为研究背景,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针对我国电力行业自身固有的低风险及其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分析了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内外部风险的关系,以及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内部风险的影响,讨论了国有企业特有的债务契约软约束条件下公司治理不健全的深层原因。     

银行负债、制度环境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债权人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力量在学术界一直鲜有人关注。文章就企业的银行负债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和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的交互作用。利用中国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企业的银行负债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存在交互作用。文章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委托代理、资本结构等相关理论,又对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企业融资决策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连锁股东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高管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关系到薪酬激励效果,不仅受到管理层"寻租"的影响,还受到大股东监督的影响.连锁股东因关注投资组合价值的最大化而产生治理协同与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本文以200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连锁股东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促进高管薪酬信息流动和提高监督力度,提升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发挥了治理协同效应.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控股型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均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但非控股型和非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在高管薪酬契约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为全面正确认识连锁股东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控股型连锁股东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上市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资本市场公司上市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由此衍生出公司治理框架下双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一是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表现为管理机会主义，即管理者在企业利益的幌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控股股东与搭便车的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一股一票”的制度使控股股东有机会全面控制公司财务和经营决策，或者任命公司的最高管理团队。在参与决策和对管理层的监管过程中，控股股东可以获取大量的公司内部信息，当控股股东与其委任的或者聘用的高级管理层合谋就可以借用这些内幕信息牟取收益，为此不惜牺牲中小投资者，乃至社会的利益。     

社保基金持股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

打破刚性兑付信仰、降低债券违约风险对于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公司内外部治理视角,考察社保基金持股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公司管理层权力较大、投资者保护质量较低、公司声誉较差或市场化程度较低时,社保基金持股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更强。影响路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质量是社保基金持股降低债券发行定价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拓展了社保基金持股的经济效应研究,补充了公司债券发行定价影响因素,为有效发挥社保基金治理作用、降低公司债券违约风险提供经验与启示,以期更好地维护保护投资者环境,服务债券市场平稳发展。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对重庆市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的CEO与非 CEO两个层级的薪酬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此检验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规模、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类别.结论表明:适当的加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高管激励,CEO权力对高管薪酬差距并无显著影响,第一股东对于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很大的作用.     

双重委托代理视角的内部控制

股权集中导致了小股东和控股股东间、控股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作为内部控制思想渊源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改变必然对内部控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出要求，由中层会计核算系统和业务执行系统向高层决策系统渗透。与此相适应，内部控制需要从财务报告导向向价值创造导向转型。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出于维护控制权利益和规避追加保证金压力的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价下行压力的增加和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均会强化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负向关系。以上主要结论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等方法检验后仍显著成立。     

新任CEO合法性获取与资产剥离研究

近年来，新任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越来越普遍。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CEO继任来源与资产剥离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继任的CEO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由于面临着更严苛的内外部合法性压力，外部继任的CEO需要采取向外部传递信号的策略和对内部进行关系维护的策略来建立合法性，因此外部继任的CEO会进行资产剥离以满足其实施策略性行为的资金需要。异质性分析发现，CEO个人风险目标越高和企业经济效益越高，外部继任的CEO越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非家族成员新任CEO和家族成员外部继任CEO更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外部继任的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能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为此，新任CEO要积极建立合法性，在资产剥离时要对公司的资源配置合理取舍，企业要促进新任CEO与其他高管成员间的搭配和融合；外部利益相关者要加强对新任CEO与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和监督。     

控股股东、政府补助与盈余质量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数据检验了控股股东持股或实际控制人性质、政府补助以及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多数年份,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修正的盈余反应系数正相关,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国有股东时,盈余信息含量更高;控股股东在某些年份确实通过政府补助影响了盈余质量,控股股东通过政府补助提高了盈余,却降低了盈余质量,用股权的激励效应解释控股股东和盈余质量的关系并不完全合适.     

监督成本对股东减持的影响分析:股权分置改革角度

基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文章主要关注股权流动性变化对股东持股决策的影响。以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控股股东减持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股份获得流通权后,非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明显的下降。进一步地,文章还研究了监督能力对非控股股东减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外部治理水平越低、控股与非控股股东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非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减持比例越大,即随着监督能力的下降,流动性提高后非控股股东倾向于"用脚投票"。     

公司价值、控制权风险与控制家族股权比例调整

股权结构是股东竞争的均衡过程,是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结果。控制家族作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主导方,是如何进行股权比例调整,实现股权结构的优化呢?文章基于控制权理论分析,认为公司价值与控制权风险是影响控制家族股权比例调整的关键因素,并选取2008—2013年家族上市公司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1)在控制权稳定的前提下,家族企业的公司价值越高,市场套利空间越大,控制家族越有倾向稀释股权;然而,公司价值并没有引起控制家族增强上市公司的股权。(2)当面临较低的控制权风险时,控制家族倾向于稀释股权;当面临较高的控制权风险时,控制家族会增加股权以巩固控制权地位。     

股权质押的价值辩护：基于商誉的视角

借鉴“薪酬辩护”理论，控股股东在进行股权质押时有动机进行“价值辩护”，即为取得高融资额而向质权人证明质押股份的潜在高价值。溢价并购是提升市值的一个有效途径，并购商誉的计量属性代表着被并购资产未来的预期价值，那么，控股股东是否以此为股权质押提供辩护？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在公司存在商誉时更可能进行股权质押，商誉是股权质押的一个辩护理由。特别是，在信息环境更差、控股股东权力更大和并购动因为掏空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借助商誉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更加普遍，且商誉在后续更容易出现减值，说明控股股东是将商誉作为股权质押的伪辩护而非正当辩护。基于价值辩护的内部需求、外部环境和质押资金流向的检验也一致证明了上述伪辩护行为。此外，相对于银行质权人，券商质权人对上述伪辩护行为的风险防范程度更低。上述结论说明，“高商誉”和“高质押”的“双高”风险与控股股东的套利行为和现行的商誉准则、股权质押监管规定不完备有关。因此，在规范并购商誉确认原则的同时，强化股权质押行为的事前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价值。从价值的创造过程看，股权结构首先影响公司投资，从而影响公司价值。解释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控股的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股东控股的公司能够较好地控制过度投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导致了扭曲的公司投资决策。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公司治理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促进企业科学决策，合理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同等重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南京大学联合中国证监会开展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调查，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好的企业，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自主性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过多的风险性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这一治理效应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弥补，从而对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产生治理作用。（3）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而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带来投资效率的损失。（4）CEO财务背景和董秘专业能力的内部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调研、网络媒体平台开通的外部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产品市场表现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一直存在"股东价值假说"和"管理层自利假说"的争论。文章从产品市场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产品市场表现,支持了"股东价值假说"。截面检验发现,这种价值效应在产业链下游的企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路径分析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改善与大客户和员工的关系以及外部监督环境,帮助其获得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效应具有跨期持续性,且不存在避税效应,排除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替代性解释。文章的研究对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政府倡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