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依照Milanovic和Yitzhaki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每天收入12-50美元),201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8.4％,到2018年已经达到28.9％.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能否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受到个体家庭微观特征的影响.文章运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体制内就业及城镇户籍等因素都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低收入群体就业质量、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方法和标准之比较

本文介绍了当前理论界经济界、在界定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时,10种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不同概念、方法和标准,以及得出的不同结果,并作了简要评论。作者在进行比较后,阐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界定方法,认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核心标准是人均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并提出了估算数。     

浅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展及相关制度环境保障

文章针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按照经济尺度、立足社会现实、动态地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提出至2 0 0 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为家庭年收入 3万～ 9万元 (按 3口之家计 )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 ,分析了扩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必要性 :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相关法律制度是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制度环境保障。     

山西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分析

根据山西的实际发展情况,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界定可采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中等收入群体的行业差别在山西十分明显,反映出山西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通过分析山西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和消费特征,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建议。     

福建中等收入群体现状研究

本文结合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在界定我省中等收入划分标准准基础上对福建省中等收入群体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中产阶层是什么样子

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曾发放30万份问卷．花费600多万元．历时4个多月，完成了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把我国中产阶层首次用数字界定下来。“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说。     

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界定方法探讨

在现代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在群体的规模上,在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度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研究,结合中国居民收入的结构,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技术,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界定可采用指数界定法、差异界定法、二阶差分界定法、相对累积指数界定法和综合指数界定法。     

技术创新如何提升我国共同富裕水平

技术创新是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推动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深入探讨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六期的面板数据探究技术创新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社会成员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离散性,推动我国社会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趋近。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强化了政府对创新的引领作用,放大了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张的正向效应,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而提升了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公共创新和私营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公共创新通过创新系统设计和基础研究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产生更强的正向促进效应。本文探寻技术创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机制,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尽早实现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困境及对策

当下我国房价畸高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等收入群体此时的处境已经受到多方的关注.目前政府连续出台各项政策如<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等都是针对中低收人群体.国内经济专家对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界定标准主要有3种,第一种,劳动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狄煌认为,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唯一的划分标准,而中等收入水平的判断标准是指比当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一些;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评述——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思考及启示

二战以后,实行"东亚增长模式"的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从较低经济水平起飞,顺利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奉行其他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包括南美的巴西、智利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却最终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在对东亚增长模式及相关争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界定、测度以及成因等多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评析,研究东亚国家成功跨越陷阱的经验和教训。同时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和日韩等国家地区间的异同,并结合中国当前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     

河北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现实约束与路径选择——基于CFPS数据的省际比较

步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河北省改善经济发展结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石。文章基于CFPS数据,分析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内部结构现状,并与河南省、山西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五个代表性省份进行对比,探讨扩大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河北省不同群体收入分配初具“橄榄型结构”,但呈现中等收入群体内部不稳定因素较多、回落风险偏高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特征;与不同省份对比中,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虽然较高,但绝对收入水平偏低,个人教育水平、家庭抚养比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显著制约着河北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对此,河北省应结合经济发展趋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扩中”基础,并针对重点人群精准施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补充“扩中”来源,在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基础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防范“扩中”回落风险。     

全年一次性奖金课税制度改革研究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重要战略措施,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到两点:一是稳定中等收入群体,保证其生活水平、品质及财富不往下走;二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笔者在研究全年一次性奖金课税制度时,发现该制度设计对低收入群体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实施,建议对该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一、现行全年一次性奖金课税制度现行个人所得税所规定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是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     

众说纷纭话中产

有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层的讨论已经不止一次吸引公众眼球了。2003年．曾经有过一次“中产热”：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中产”,又一次掀起关于中产的波澜．使“中产”成为久说不衰的话题．     

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最完整家庭数据,研究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多维收入流动性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显示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群体呈现收入固化态势,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低收入群体的概率大于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路径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合。它具有唯一性、时空性、集合性和变动性四大特征。中等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者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模型,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变动规律。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是低等收入群体免交个人所得税,中等收入群体实行低税率,高等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劳动收入实行低税率,投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实行高税率,彩票中奖税率实行特高税率。     

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效用指数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并据此将城镇家庭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组,通过分析三类家庭储蓄消费动机,得出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异质性推论,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2017年城镇家庭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差异,最后模拟收入分配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收入家庭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倾向更高,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8倍、高收入家庭的8.1倍,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6倍、高收入家庭的3.1倍,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2)中等收入家庭更注重享受型消费,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低收入家庭的1.5倍、高收入家庭的4.5倍,其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3)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各类消费倾向均较低;(4)模拟收入分配变动结果显示,"提低、扩中"均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重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居民加杠杆影响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分析——基于融合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方法

居民加杠杆是否能有效促进消费,已有研究从总量层面难以达成共识,这主要源于不同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融合机器学习模型的GML(generic 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因果推断方法,客观量化评估了居民加杠杆的异质性效应,并使用机器学习解释性方法识别了导致异质性效应产生的核心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居民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最高效应组的处理效应约是最低效应组的2倍。第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导致居民加杠杆效应存在异质性的最核心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的贡献率达到30%,明显高于其他特征因素。第三,影响不同收入群体加杠杆效应的核心因素不同。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作用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房贷压力;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主要源于养老育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较大,需要依靠借贷弥补收支缺口。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居民加杠杆效应的异质性及其产生根源,可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参考。     

中国家庭基本用电需求测算

我国自2012年实施居民生活用电阶梯式电价政策以来,关于如何设定阶梯电价第一档电量仍然存在诸多讨论。本文尝试运用最小终端法构建家庭用电需求模型,基于2012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估计我国城乡家庭基本用电需求量。结果表明:2012年的中国家庭基本用电需求量低于2016年,农村的家庭基本用电需求量低于城市,反映了中国家庭用电需求还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且具有城乡差异;对典型气候区代表省市进行估计,并与当地现行阶梯电价标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12年我国阶梯电价第一档电量标准普遍设定偏高,但2016年部分地区第一档电量标准可能反而设定偏低。因此,阶梯电价的设定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进行适时动态调整,以实现其收入再分配和促进节能的政策目标。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

一、战略目标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要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低收入者会不断减少,原来属于低收入者的大部分人将成为中等收入者。这一时期将是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快速增加的阶段。中等收入已成为继"温饱"、"小康"之后又一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标准。根据我们确定的中等收入标准,2002年只有7％左右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