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影响渠道探究后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强化企业环境政策遵守以及制衡企业代理冲突,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融资租赁

借助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融资租赁规模。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减少了重污染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使其不得不选择融资租赁的方式来弥补长期资金缺口。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大、融资约束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对规模小、融资约束高的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更显著。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信息透明度、环保关注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信息透明度作为一种信息与治理机制，对于缓解绿色创新投融资约束具有重要作用。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分析信息透明度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正相关，来自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环保关注对上述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主要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和提高内部绿色创新意愿，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结论有助于识别绿色创新因素中的信息机制，为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的多维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     

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财政补贴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财政补贴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与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促进效果更强。因此,应加大绿色信贷贴息力度,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融资成本;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监管力度,保障企业绿色创新技术财政补贴落实;构建数字化政府财政补贴管理平台,畅通政企补贴信息对接渠道。     

税收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发展

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税收政策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与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路径上,融资约束起到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税收政策对国有企业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且税收政策对执法刚性强地区的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绿色债券对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债券成为国家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但“漂绿”风险的存在,使绿色债券是否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存疑,为此以上市公司发行绿色债券为契机,深入研究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后,其绿色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绿色债券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来提升公司的绿色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外部舆论关注强度大、委托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中,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更显著;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后,其绿色投资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表现都有显著改善。据此建议加快推进绿色债券市场的培育与建设;多渠道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增强国内绿色债券发行主体的信息透明度,提升企业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的公信力。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信贷利率向上波动是否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基于利率市场化与绿色企业特征双重视角

信贷利率向上波动是否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本文基于我国利率市场化与绿色企业特征,构建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对绿色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对绿色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负向关系,并采用信贷利率-资金量的市场供求理论对此结果做了验证.当信贷利率上升,会出现绿色企业融资约束变小,使得融资增加.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向上波动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采用2012-2019年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利率(CHIBOR)一年期利率加权平均值及其标准差和上市绿色企业数据构建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化的信贷利率及其波动均对绿色企业融资增量有正向作用,即信贷利率向上波动及波动幅度变大均会引致绿色企业逆向融资.根据结论,提出我国绿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环保税费负担与企业税收规避：提升还是抑制

环保税费的征收既可能因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导致其开展避税活动(融资约束假说),又可能因增加企业的政治成本而约束其避税行为(政治成本假说)。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环保税费负担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总体上支持了政治成本假说的观点;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监督和社会关注是环保税费负担抑制企业避税动机的两个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环保税费征收标准较低的样本中,二者关系更为显著;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环保税费负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效应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试验区设立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作用,但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绿色企业创新、抑制污染企业融资等路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路径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体现了进一步推进试验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紧迫性,有利于为绿色转型政策的优化提供证据。     

融资成本、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探寻了我国省级层面融资成本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降低融资成本对提升企业TFP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成本与企业TFP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助于提升企业TFP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成本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错配作用于企业TFP。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成本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非高新企业以及非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型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金融“脱虚向实”提供了参考。     

卖空压力影响公司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公司出现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本文以2010年3月正式推出的融资融券制度为外生冲击,以2005—2015年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模型实证检验了卖空压力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卖空压力能够提高公司银行贷款规模,降低贷款成本;（2）卖空压力能够降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卖空压力能够降低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综合来看,卖空压力能够缓解公司融资约束。进一步的,卖空压力对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卖空压力可能是通过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融资约束的。在各种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