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政府”的竞争属性——基于中观经济资源生成视角的分析

“有为政府”不光能解决好市场失灵，同时具有竞争属性，即在中观经济领域与其他区域政府参与竞争。现有关于政府竞争的文献更加关心激励机制和经济效益，无法回答区域政府究竟在什么领域存在竞争，本文从中观经济资源生成的视角回答这一基本问题。首先，区域政府在资源生成领域参与竞争，具体而言主要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政策措施和经济管理效率的“三类九要素”竞争。其次，区域政府从供给侧通过要素供给、环境供给和市场供给“三驾马车”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最后，区域政府的职能不仅包括宏观属性职能，还有竞争属性职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政府职能的结构权重会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     

中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的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充分释放创新要素配置潜能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在构建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与熵权法，共同测度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并进一步从区域内视角出发分析各省份变化态势差异。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四大区域之间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之势；四大区域内各省份之间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的相对位次差异显著，且呈现不同变化态势。因此，应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模式、健全创新资源配置结构、增强存量配置合理性方式，加速推进中国创新要素配置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区域技术收敛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能否成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加速器”备受关注，其中，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技术收敛尤为关键。基于要素配置视角，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技术收敛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我国区域内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质量以及技术创新数量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即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创新差距逐渐缩小并最终收敛于稳定状态，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程度等影响因素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2)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区域技术收敛，且数字经济推动技术创新数量收敛的速度要快于推动技术创新质量收敛的速度，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检验后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3)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的配置促进区域技术收敛。研究结论为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工业用地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兼论新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逻辑

商品市场高度发达与土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并对制造业持续进步与深度工业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针对新型产业用地制度改革的自然实验,本文重点考察工业用地配置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影响。结果表明,以创新激励为导向的工业用地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具有“量增质减”的双重影响,且对提高产业合理化水平影响甚微。中间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土地开发强度、城市创新、制造业从业人员、在岗职工薪酬是重要的影响渠道。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应进一步改革“征地—供地”配置模式,加快改变既有地方政府利用国有土地垄断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式,持续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与深度工业化战略,为产业培育并获得专利、版权、人才、品牌等垄断能力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科学审视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区域驱动特色。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思路决定出路，战略决定未来。当前，我们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如何制定符合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     

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的大国路径

生物经济正在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给中国带来实现技术“并轨”和产业“跃升”的战略机遇。面对全球生物经济发展的浪潮,新兴大国应以积极姿态抢占制高点,努力赢得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主动权。具体地说,新一轮技术革命趋势为新兴大国发展生物经济和实现产业跃升提供了战略机遇,国内资源多样性和市场规模性形成了发展生物经济的大国优势。应构建政府和市场协同一致的大国治理机制,提高政府和市场在发展生物经济和生物技术创新中的协同性,构建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生物经济发展格局,从而开拓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的大国路径。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以市场为根本的数据资源体系，已成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为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本文整理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11—2021年的样本数据，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回归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在行政等级较高、政府干预较低的城市以及东部城市中更显著。本文研究可为实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新的理论释义与现实参考依据。     

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如何实现区域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典型的地区——粤、苏、浙三省根据各自要素分布的特点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人力资源与外资密集型的工业园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模式。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东北部、中部、西部等各经济区域实现经济发展与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根据自身要素分布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建立起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自我调节还是自我扬弃——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逻辑演化

市场配置资源观是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从18世纪末至今,市场配置资源观的逻辑不断被修正,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糅合致使经济资源配置总体呈现“大市场、小政府”转向“去政府的纯粹市场”再转向“大政府”的特点.自律性原则被打破后,传统市场的权力平衡机制不复存在,致使现代市场越发脆弱.市场纠错功能内在逻辑矛盾,自由放任也绝非没有条件.市场配置资源不能解决社会福利公平缺失的问题,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最优配置.现代自由主义批评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源配置观,并逐渐演化成新的资源配置模式,即经济民主.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的逻辑演化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我扬弃的论断.     

基于创新和投资能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本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有影响的几种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条件，然后从区域创新能力和投资能力这两个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出发，在计算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古典”区域，应采取“再造战略”；河南等“中部”区域，应采取“对接战略”；对于落后的西部地区则应选择“融合战略”。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要素市场化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我国商品市场已经充分实现市场化,但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要素扭曲配置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高,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这一现状已不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我国要素市场既存在不同要素种类在同一经济主体中的扭曲配置,也存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扭曲配置。对此,政府对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作用更加凸显,即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急需破除,应对外部冲击和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精准施策。归根结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笔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在第七部分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三大任务。并且明确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全新凋整，也是从区域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要选择。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影响世界并在参与世界经济格局重建中维护好发展好自身的核心利益。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稳外资”?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稳外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问题以及纠偏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FDI的吸引力度就越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扩张效应、拓宽融资渠道和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对FDI产生影响；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区域FDI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纠偏措施。政府应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构建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数字化建设进程，但也要高度警惕数字经济产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引擎作用。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口岸经济要素协同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深入推进,口岸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庆口岸经济发展已初具规模,并拥有良好的发展优势,形成了一些先进经验。鉴于此,为进一步发挥口岸经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需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动转型、资源优化配置、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优化、现代服务业配套、外资合理利用、税费补贴杠杆撬动、"互联网+"融合、职业人才培养等十大要素协同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Study on Co-Action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o-Network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and Industry, ＇ A case of Co-Action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Mid-Zhejiang and ＂Yiwu Business Circle＂

国内外发展实践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城市群、市场及产业经济系统的演进。现有研究也多关注到了三者各自对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在提出了“协同型市场产业网络”和“城市群与协同型市场产业网络协动”这两个概念后，构建了城市群与协同型市场产业网络协动的理论模型。最后，以浙中城市群与“义乌商圈”协动发展为例，实证分析了城市群与协同型市场产业网络协动的历史逻辑过程及内在机理。     

中国区域市场活跃度的时空特征差异——兼对东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的比较

本文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基于政府规范化与营商环境、市场主体与现代市场体系培育、要素市场化、对外开放四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测算中国总体及地区市场活跃度的相对指数,着重比较了东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市场活跃度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及各省份的市场活跃度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别较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与市场活跃度呈正相关关系。对东北地区来说,对外开放滞后是制约市场活跃水平提高的“突出短板”;市场主体与现代市场体系培育、要素市场化两方面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先进地区仍有较大差距;政府规范化发展和营商环境方面与先进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小,应在提升“硬指标”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完善“软指标”和软环境。     

我国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WIOT2016和ADB—MRIOT构建了我国2000—2020年分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在估算各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整体和分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农、林、牧、渔业的配置效率持续改善，而金融业的配置效率持续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我国2000—2015年要素配置效率逐渐下降的主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要素配置效率明显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及最优配置水平之间仍有一定距离。反事实分析表明，配置效率改善具有较大的生产率效应，我国要素配置效率在达到美国和加拿大要素配置效率水平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分别提升28.02%和25.23%,处于最优状况下可提升约37.3%。为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应进一步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各类人才在市场间自由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扭转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增速普遍下滑的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