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与中国推进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选择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中国却存在一定的悖论：服务业不仅占GDP的比重低，而且也远未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除了统计方面的原因外，中国生产者服务的内部供给现象严重，而外部化、专业化发展不足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以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服务化的战略重点只能选择生产者服务业。鉴于服务业经验品特征明显、其发展对制度敏感等特点，中国需要从市场制度和环境建设等方面着手，促进生产者服务的外部化、专业化发展；同时，要立足于制造业大国的现有基础，通过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途径，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价值效应研究

以2011-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服务化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服务化程度较低时，服务化转型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服务化程度达到临界值（37%左右）后，服务化转型会降低企业价值。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前产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服务化转型价值效用，而潜在竞争威胁程度的提升会促进服务化转型价值效用。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验证

基于2007—2019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扩展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发展影响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区域内服务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呈“U”形，而区域外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增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区域内服务化和区域外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11.2735)后，三者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均显著提高。根据以上结论提出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为区域外服务引入创造便利条件，结合地区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等建议。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以珠三角为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有利于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具有生态效益。在短期内,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会引起碳生产率的降低;但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服务化对碳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转为正,促进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提高。碳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呈U型。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价值效应研究——产业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服务化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服务化程度较低时,服务化转型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服务化程度达到临界值（37%左右）后,服务化转型会降低企业价值。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前产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服务化转型价值效用,而潜在竞争威胁程度的提升会促进服务化转型的价值效应。     

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价值效应研究——产业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了服务化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服务化程度较低时,服务化转型会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服务化程度达到临界值(37%左右)后,服务化转型会降低企业价值。产业竞争程度对服务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前产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服务化转型价值效用,而潜在竞争威胁程度的提升会促进服务化转型价值效用。     

推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财税政策不可或缺

随着国际间制造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当代制造业的战略性发展方向。在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健全产业链,服务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信息化都需要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和引导。本文从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发展水平切入,勾勒出中国制造业向服务化方向转化的战略路径,提出相应的财税政策组合,以期促进和引导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城市群落崛起、经济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的分析

本文选取2002～2007年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所涉及省份地区的县市数据对经济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集聚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将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比值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比值的增加,经济集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占主导,从而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当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值处于一定区间时,经济集聚不仅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技术的进步。     

数字经济如何有效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如何借力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从现代化、融合化和惠及化三个维度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其对服务业现代化作用最强、融合化次之、惠及化最弱。且在互联网用户规模大、普惠金融发展条件好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的影响会得到强化。数字经济发展更易从克服服务业鲍莫尔病、激发创新活力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等途径促进服务业现代化和融合化,但并不能有效通过克服服务业鲍莫尔病和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服务业惠及化。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会产生虹吸效应抑制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对公共服务业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处理好虹吸效应,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化”时代来了吗?

三产比重超过二产，值得欣喜，这意味着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也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改变二产比重过高的现状。但断言“服务化”时代已到来，为时尚早。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内涵之一,按生产关系分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产出服务化反映了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服务环节转型。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从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两方面探究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产出服务化测算指标,选取2008-2018年中国198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PSM-DID方法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但存在明显的地域与所有制差异。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西部地区以及国有制造企业绩效的提升在考察期内并不明显,外资企业产出服务化降低了企业绩效水平;(2)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可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共同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但在地域与所有制上差异显著,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存在“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西部地区、国有以及外资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虽能有效提高企业的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水平,但对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并不明显。因此,应从市场环境、社会分工、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保障,帮助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就业：行业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服务业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该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增加服务业就业,并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的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扩张城市人口规模,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来增加服务业就业;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对流通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就业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公共服务业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产生了空间效应,并且该空间效应也存在行业异质性。     

制造业服务化对碳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传统要素优势减弱、生态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构建现代化、清洁化、可持续的制造业发展新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引导制造业和服务要素深度融合,是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本文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对碳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能够降低碳强度;低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碳减排效应最强,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服务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优于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投入知识密集度越高的服务要素,碳减排效果越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制造业服务化降低碳强度的中间渠道。因此,应制定合理化、精准化、差异化的经济和环境政策,促进服务要素深度融入制造企业的生产过程,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以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1)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集聚。(2)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城市不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错配程度，进而推动制造业集聚。(4)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而且带动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集聚。     

广东省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法

在21世纪在全球经济发展转型与经济服务化背景下,广东省步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服务业对GDP、就业及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联互动效应对于理解服务业各行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及其政策涵义有重要意义.基于服务业的四分类法,在2002和2007年广东和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广东服务业各行业间的产业关联进行分析.通过对广东服务业部门间产业关联指标分析,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广东服务业的内部产业结构层次不尽合理,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房地产业比重偏高,尤其是新兴服务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不够强.第二,广东服务业中的中间产品型产业部门比重不高,对服务业增长乃至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第三,广东服务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服务业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基于“两波”发展模式的研究

本文借鉴最新文献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1952—2010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认为:宏观国家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势;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普遍规律,所谓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在地区层面上并不存在;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文章最后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成因进行了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文献综述

本文介绍了目前理论界流行的四种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观点,即“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然后,从分工和竞争力两个视角综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制。从产业层面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促进经济分工,提高经济效率。从企业微观层面看,制造企业使用生产性服务有利于其提高竞争力。最后,文章对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实证文献进行了概括。     

“互联网+制造业服务化”融合发展研究

当前全球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已成为竞争的新焦点。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其逐步涉及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和产品全生命周期,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性和协同性,并从根本上推动了制造业服务化进程的加快。目前,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明显偏低,亟须借助"互联网+"契机,大力拓展与互联网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加强技术和服务支撑,创新商业模式,提升附加值,为实施"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互联网+制造业服务化"融合发展,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制造企业应积极进行服务化转型;社会机构应做好支撑和服务。     

中国制造业以服务化转型构建新竞争优势研究

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构建新的竞争优势,而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制造业企业可通过向客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或集成服务获得价值增值进而提升竞争力。尽管我国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来降低制造业服务化市场准入门槛,但仍存在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不强、制造业产业价值链延伸度不足、服务在价值链的比重较低、难以协调个性化生产与规模化生产的效率、中低端制造业企业提供附加服务的动力不足、中小型制造企业缺乏持续发展动力等问题。为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定制造业企业的转型方向;制造业应重构企业价值链、充分利用"互联网+制造业"为客户提供智能服务、重视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采取多种服务方式并转变为集成服务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