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市场整合能否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对于优化企业投资决策、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视角,文章考察了区域市场整合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市场整合有助于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区域市场整合能够扩大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进要素的有效供给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市场需求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地,那些高税收基础、高就业贡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对区域市场整合的敏感性更高;区域市场整合对重工业部门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轻工业部门;且区域市场整合显著提升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试验区设立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作用,但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绿色企业创新、抑制污染企业融资等路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路径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体现了进一步推进试验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紧迫性,有利于为绿色转型政策的优化提供证据。     

国际产能合作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传统行业和瓶颈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但对新兴行业的影响不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内向型节点城市,“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和外向型节点城市内企业产能利用率。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双重嵌入”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既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时,“双重嵌入”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主要通过重置内部生产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企业面对的法律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不同,“双重嵌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双重嵌入”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优于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优于公共基础设施欠缺的地区。据此,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保证企业“双重嵌入”的顺利运转,以发挥其在双循环背景下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微观主体作用。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国家提出要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化长效机制。文章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这一市场化视角,探讨了其去产能效应。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发挥协同效应和监督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去产能效应在产能过剩程度较高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企业、聚集度较高的行业以及经济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同时,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去产能效应导致产能扩张的潮涌现象和恶性竞争明显减少。文章的研究为当前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化长效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也为共同机构所有权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的具体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发现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本文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分析了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没能成为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工具,反而成为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重要诱因。经验分析表明:与缺乏政府订单的企业相比,获得政府订单诱使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2%,企业的政府采购销售占比每提高1%,其产能利用率随之下降6%。考察相关机理后发现:政府采购不但诱导了企业投资扩张与行业投资潮涌,从而诱致了企业过度产能供给;而且加剧了地方政府保护与反竞争行为,从而抑制了企业产能出清;最终,通过企业供-需失衡的动态传递机制,政府采购抑制了企业产能利用率。鉴于此,本文认为,应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引致的企业产能应对行为,完善政府采购的机制设计。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北大核心CSSCI

产能高效利用是微观企业乃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有效化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成为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从股权制衡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可以缓解国有企业面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降低过度投资水平和提高经营资产运转效率,进而缓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表现为产能利用率显著上升,而单纯的股权制衡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治理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后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得到显著提升。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善国有企业治理、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而且对企业产能过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

"产能过剩"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争议,而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越治理越严重。但在国际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产能利用率更为科学,对产能过剩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在界定和具体的统计上,产能利用率较产能过剩更为客观,数据的充实使得产能利用率统计得到了改善;在产能过剩产生原因上,主要侧重厂商竞争博弈等微观形成机制;从经验事实看,"长期产能过剩"表明产能利用率通常不会特别高;对于产能利用率,更多的作用是宏观景气的预警功能。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恰当的测度和较为可信的统计数据,现有的数据存在问题;第二,目前产能过剩问题被过度强调了,存在着扭曲的可能;第三,在形成原因上,主要是宏观需求冲击、政府政策扭曲、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第四,需回归产能利用率的预警功能;第五,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执行者并没有充足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强;第六,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式上,更多地需要健全价格和利益机制,构建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监督体系。     

市场机制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吗?

解决好产能过剩问题是我国调结构、稳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前提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仅市场机制自身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性原因,也有我国独特的国内外原因。从长期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指导和调节与市场调节很好结合,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企业融资规模、银行所有制 歧视与产能利用率

本文在对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规模和银行所有制歧视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融资规模密切相关,银行所有制歧视通过企业融资规模对产能利用率产生间接影响。剔除技术效率影响后,行业整体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并存在明显的混合效应。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民营企业融资规模发挥着相对积极作用。2008年后企业融资规模的扩大更易引起产能过剩的发生。银行所有制歧视对产能利用率的冲击效应更加强烈。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产业转移一定能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吗?

在新一轮国内产业转移浪潮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省份如何利用产业转移的正外部性优势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至关重要。论文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6—2017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以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提升较为缓慢,各省份差距呈扩大趋势;产业转移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二者存在双重门槛,在人力资本约束下,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呈“先促进后减弱”的规律,“人才悖论”问题凸显。该研究对加快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绿色创新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