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微观实体,其健康状况将直接对其生产生活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10-2020年CFPS的53461条个体层面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究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评健康对农户家庭总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身体质量指数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教育人力资本和家庭医疗支出在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中发挥明显的中介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家庭不同类型的收入影响效应不同,其中,自评健康对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最大。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健康人力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此外,相对于做饭使用自来水的家庭来说,不使用自来水的家庭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更为关键。因此,在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应以系统思维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健全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实施差异化健康人力资本增收效应策略,从而夯实农民稳定增收长效机制的健康基石。     

兼业水平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分析——来自中国农村家庭的微观证据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传统乡村劳动力长期存在“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兼业行为。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有关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户兼业水平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兼业水平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为正，农户兼业水平越高，幸福感越强；(2)农户兼业水平对其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农户家庭消费能力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表现出来。因此，建议政府重视并鼓励农村居民兼业就业，构建农村居民就业服务平台，拓展农村居民多元就业渠道，为其兼业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提高农民幸福感。     

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

运用2017年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增加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并且促进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家庭间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通过直接效应、预防性储蓄和健康风险的中介效应影响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可能性;通过直接效应和预防性储蓄中介效应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其中预防性储蓄的中介效应发挥主要作用.有鉴于此,应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进一步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低保制度是近贫人口的福利悬崖吗?——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未能获得低保救助但贫困脆弱性较强的近贫人口,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且与低保家庭相比,还可能存在救助性福利缺失的悬崖效应。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测量近贫人口的贫困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低保制度是否对低保家庭与近贫人口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悬崖效应,并分析由悬崖效应引起的救助性福利缺失是否造成近贫人口对低保制度参与权与福利加成的不平等。结果显示:以各地区低保线为基点,近贫人口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线的部分累加至最低工资线与低保线差值的0.2至0.25倍的区间时,存在显著的悬崖效应与救助性福利缺失,参与权与福利加成方面存在不平等。因此,应将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现行低保救助判别机制之中,以此完善对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的测量与识别;同时将存在救助性福利缺失的近贫人口纳入到低保制度,以此化解悬崖效应引起的不平等。     

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创业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农户创业减贫效应的短期和长期表现,识别不同行为主体创业行为的减贫效果差异,并给出了农户创业实现贫困减缓的前置条件。研究表明: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集中于短期,但由于贫困主体禀赋难以与创业的要素和技能需求形成有效匹配,由之带来的贫困农户创业风险增强了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的组间异质性,非贫困户创业行为创业绩效更好,减贫溢出效应显著,该结论解释了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差别授信信贷政策的户贷企用和套利现象,鼓励创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应思考扶持谁创业更有助于长期减贫的问题。此外,受教育程度、信贷支持和家庭结构是实现创业减贫的重要前置条件。     

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基于CHFS2019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探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异质性，最后通过中介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有互联网金融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低，消费结构相对更倾向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高金融素养家庭、有信贷需求家庭、无金融理财产品持有家庭中更为显著；家庭风险态度在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互联网使用、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检验了学历水平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检验两者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是否具有地区差异性,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但对东部地区家庭的促进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家庭次之,西部地区家庭最弱。学历水平在互联网使用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但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家庭的中介效应更强,对中部地区家庭的中介效应最弱。政府应当加速互联网建设,充分发挥学历水平的中介效应,但需要关注地区之间的平衡性,避免产生地区间的失衡。     

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家庭老年照料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协同应对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FPS2010、2016和2018年的家庭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加入交互项方法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会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总量，同时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高强度照料家庭中，促进作用会受到明显抑制，且不再有助于消费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可靠。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会通过向下的代际转移对消费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从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而家庭老年照料导致的“收入惩罚”效应和健康风险提高则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存在显著的收入、城乡和区域差异，对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有着显著影响。巩固家庭老年照料的基础地位、围绕家庭照料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高强度照料、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应是政策的首要关注对象。     

新型城镇化、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畅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是实现供需匹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消费升级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新型城镇化能促进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西部六省份调研数据

基于2019年我国西部6省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区域的1673户农户家庭调研数据,构建“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和农户兼业—农户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农地确权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由于农户存在离农未离地的兼业化生产状态,其对农业收入促进作用高于非农业收入;第二,农地流转和农户兼业在农地确权对农户收入异质性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传导作用,同时选择子样本和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农地流转和农户兼业变量的中介传导作用依然存在;第三,中介效应作用发挥方面,横向上农户兼业中介效应高于农地流转,纵向上总收入中介效应高于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因此,西部样本地区在继续完善农地确权政策收尾工作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在培育健康的农地流转市场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等方面进行配套措施改革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异质性水平。     

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人贫困的影响有多大

社区邻里效应是造成个体长期贫困以及贫困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国的社区邻里效应现象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集聚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概率的影响大小,探究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个体贫困时长的影响,最后还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能够解释个体贫困、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差异的百分比。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同时社区邻里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良好的社区邻里环境使得个体贫困概率显著降低、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女性和城市个体的贫困状态更易受到社区邻里效应的影响,不可观测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学历和收入的作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影响具有长期特征,对个人贫困时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个体贫困状态差异的1/4、个体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1/5可归因于社区邻里效应。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     

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调查资料,利用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得出结论: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生活用能源种类的选择影响较大,因此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的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农户,户用沼气的权系数最大,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的农户,液化气的权系数最大;农户的收入越高,对能源的舒适性、便利性、卫生特性的要求越高,农户的收入越低,对能源的经济性则考虑得越多;使用无成本、又便利的户用沼气非常适合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推广。     

收入分化、地位补偿与家庭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升级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鲜有文献从地位补偿视角出发分析收入分化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收入分化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广东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农户所面对的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高，其平均消费水平就越低。农户为了补偿收入劣势所造成的负面情绪感知，会过度追求地位性消费，代价是挤出生存性消费。异质性检验表明，收入相对剥夺会明显提升低收入组农户的地位性消费比例，对其生存性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更为严重。在经济薄弱村庄，收入相对剥夺也会明显增加农户地位性消费并减少生存性消费，而开展移风易俗治理则可以缓解收入分化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扭曲。基于此，文章从拓宽农户财产性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建设文明乡风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基于CFPS数据讨论了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二者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家庭消费升级；中西部地区、城镇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可通过增收效应和创新效应推动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居民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可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最后针对研究结论，从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政府数字化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绿色科技创新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产业结构升级和旅游经济规模扩张为中介变量,运用面板回归与多重中介模型,深入探讨全国及各区域的绿色科技创新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研究期内,绿色科技创新显著提升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第二,就区域异质性分析,各区域绿色科技创新均有助于提升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强度为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地区;第三,就中介效应分析,绿色科技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明显抑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提升,却通过旅游经济规模扩张显著改善了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本研究仅供参考。     

农户小额信贷目标定位分析--基于泰安市农村金融市场的调查

小额信贷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农户收入构成中，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非农经营收入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对传统农业种植收入具有微弱激励，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具有负向激励；以农户收入水平划分成不同农户类型来看，贫困型农户受到小额信贷的支持绩效为负，市场型农户获得小额信贷的激励最为明显，尤其是市场型农户的非农经营收入得到小额信贷的支持最为显著。说明小额信贷瞄准的主要目标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户群体，主要支持领域是非农创收项目，而对于贫困农户以及传统农业经营项目缺乏有效支持。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多重性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多重影响，本文对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逐步回归法、联合显著检验法和调节效应检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提升的多重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存在既有正向促进也有负向“遮掩”的多维关系；考虑时间和空间外部性，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本地-邻地”溢出效应，长期来看，会抑制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因此，需要发挥环境规制对城市减排的结构和效率双向激励，鼓励关联产业合理集聚，重视“本地-邻地”的产业分工协同。     

中国碳排放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1-2012年全球33个国家的数据,构建GVAR模型研究中国碳排放的国内国际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通过分析其他经济体贸易水平变化对中国碳排放的联动影响,深入研究国际碳转移。结论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碳减排的主要途径,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具有促增作用,特别地,由于当前国内碳减排技术水平的制约,技术进步的负向效应未能有效呈现;国际碳排放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技术进步对中国碳减排有正向效应,而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贸易水平均对中国碳排放具有促增效应,进一步表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向中国转移了碳排放。     

基层财政支出配置模式有利于农户脱贫吗——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基层财政支出配置模式是影响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和贫困发生概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构建财政支出结构效应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面板Logistic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村财政各项支出项目对农村家庭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动态效应.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村财政人均教育投资对农户的扶贫效应最大,其次是农业水利生产投资,而村财政对村民的转移支付和行政费用支出的减贫效应较弱,其中直接拨付给村民的支出助长贫困的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降反升.此外,村财政各项支出对农户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年份具有显著差异,且随着家庭中户主受教育年限、性别、年龄结构的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有鉴于此,在制定扶贫支出政策过程中应注重各类家庭的个性特征,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同时,适度增加基层财政的教育支出、农业水利生产投资等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及规模,杜绝简单粗放、大水漫灌似的单一直接补贴或非生产性支出模式,提高贫困农户的“造血”能力,切实缓解农村贫困问题.     

空巢对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老年人口是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结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6和2018年CFPS数据,综合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机制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讨空巢与老年家庭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空巢会降低老年家庭总消费支出,不利于消费结构优化,经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可信;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年家庭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本文认为,应该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银发产业和缩小消费不平等方面着手,来推动老年家庭消费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