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合理把握数字经济与FDI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区FDI吸引力,FDI的引入又能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FDI引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地区提升FDI吸引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深化了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收集2009~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进一步剖析以企业创新能力为传导路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未转型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力在57.0%左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企业受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相对更强,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本文对于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转型、融合数字化产业化改革,激发数字经济潜力以助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空间关联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本文使用2011～2021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识别其中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较强的警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均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会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与创新绩效差异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扩大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来改善本地绿色发展效率,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阶段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引导来实现。     

基于ESDA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房价溢出效应分析

一个地区房价的波动可以通过时间滞后传递到其他地区,从而产生房价溢出效应。本文以我国31个省际区域2005～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31个省的房价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态势进行分析。然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省际房价变动的影响因素,并从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方面研究房价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1个省域间的房价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区的城市化率、城镇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对房价有显著的影响,房价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距离对地区房价影响比地理距离的影响更显著。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空间关联网络溢出模式

本文将数字经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三者置于统一框架,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呈现倒“N”型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在地区间的布局和对要素吸引力改变产业集聚程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各个行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源强度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双碳”视域下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交互耦合协调度研究

“双碳”战略目标提出以来,我国能源将迎来一次根本性改革,煤炭资源型城市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当务之急。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有利于快速实现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基于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的耦合效应分析,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13—2018年24个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动态变化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呈现“中东高,西部低”的分布特征,中级耦合与高级耦合城市占大多数,且“碳承载力滞后”型城市居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交互耦合的因素空间差异性较显著,且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能力对两者耦合影响性显著。根据得到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城镇化——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金融集聚指数和城镇化指数,考察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建立了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采用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分析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呈增强趋势。金融集聚、金融投资比率、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都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地理距离关联模式下溢出效应更强;而金融发展规模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城镇化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经济增长溢出与区域空间优化北大核心CSSCI

交通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交通发展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溢出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而结构效应则是交通发展对经济空间格局的改变。两种效应并存且都是交通发展的结果,高铁的发展更加强化了这两种效应。本文梳理了交通发展产生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将高铁开通后城市间的最短时间距离纳入实证检验中,分别用空间计量模型和超制图学的方法检验交通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计量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确有提高,同时也证明了交通对经济发展存在增长效应。基于包括高铁在内的不同交通方式时速绘制的时间距离地图表明,交通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结构效应,交通发展改变了区域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分布结构和层级结构。从全国范围看,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东部和中部城市进入中心区,而基础薄弱的东北和西部地区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整体以及三大经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家整体视角,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从空间视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本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空间直接效应,还对其他区域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间接效应。对此,应制定发挥多方主体协同优势、增强区域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跨省域数字创新合作等举措,以更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极端气候变化以及刚性的管理体制加大了中国水危机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与物流产业效率——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5省区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增长理论、运输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探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物流产业效率时空演变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5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SFA模型测算物流产业效率,并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物流产业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5省区的物流产业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整体效率在不断提升,邻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本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都对本省的物流产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以期为物流产业效率问题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评价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

以5G通信、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工业产业的发展格局,而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的理念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一代工业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采用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政策、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工业经济增长,而以电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促进了工业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负的调节效应。政策建议：制定绿色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出台“一刀切”的禁止性政策;进一步支持以电信5G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着重协调好数字技术的增长效应和治理污染的抑制效应。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地理位置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不同于非核心内容创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绿色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发展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对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二元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收敛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严重，呈现出东、中、西区域梯度式递减特征；省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两种类型，空间正相关性的省域数量大于空间负相关性的省域数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全国与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而西部地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存在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年—2020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结合中国省级层面的宏观指标,采用TOPSIS熵权法测算出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工业企业碳排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工业企业的碳排放会减少0.576个单位。经过内生性处理和替换变量测算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为工业企业碳减排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企业管理效率提升,但可能存在“遮掩效应”,从而难以对企业碳排放降低起到正向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成熟企业以及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显著。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省域流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统计及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从市场、产业和企业层面构建流通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08~2015年各地区流通效率水平,并借助空间统计分析了我国流通效率的空间相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效率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地区流通效率表现为高高集聚特征,中西部地区流通效率则呈低低集聚特征。基于邻接空间、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邻近地区对本地区流通效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人均 GDP、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对流通效率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政府支出对流通效率的影响只在邻接空间权重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化对流通效率水平的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