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东盟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东盟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伙伴。文章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东盟投资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模型研究东盟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盟金融机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其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门槛;东盟的市场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也会影响中国OFDI;中国对东盟的OFDI存在空间挤出效应。结合结论,文章提出应深化合作、建设共有平台、均衡投资力度、完善投资布局的发展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同时,金融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起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许多,金融发展这个因素举足轻重,研究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选取了我国27个省(市)2003-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全国及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他经济因素对我国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我国OFDI呈反向关系,金融结构则促进了OFDI的发展,而金融效率则分地区对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工资等因素对我国OFDI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却对OFDI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本文在最后就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金融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金融异质性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受商业发展、外贸和国内信贷的负向影响,而汇率指数和净出口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正相关。通过测算投资效率指数,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低,比最优水平低50%～60%,且地域差别明显。其中重要原因是不同国家金融环境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阻力。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寻求对外金融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对外投资潜力,提升投资效率。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研究

<正> 上海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80年代初期,距今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回顾发展历程,了解现实条件,剖析主要问题,研究具体对策,对于今后进一步扩大上海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更好的投资效益和影响,将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东道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东道国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东道国的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本文分别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大规模增长的发展态势。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国际经济活动,而且目前中国企业还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刚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建立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结构特征研究

为了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保证关键资源的供给,中国政府实施了＂走出去＂战略。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急剧上升趋势,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及结构特征,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对外投资发展结构在区位上侧重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在行业上则侧重于以贸易导向为主的服务业和以资源导向为主的采矿业;在主体上有限责任公司占主要地位,国有企业比重大,但在投资额度上,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运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吻合;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美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欧盟为例,在分析美国对欧盟各国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与前人研究成果,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并收集欧盟主要15个成员国在2008年～2017年间相关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对欧盟直接投资额受欧盟各国的市场规模,欧盟各国的汇率水平,贸易开放度,投资环境的影响.其中,市场规模与投资...     

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跨国的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70-2011年全球161个国家的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存量来看,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差异。如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高,反而降低了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但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上述特征;从流量来看,金融发展深化和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呈现较大差异;本文将一国的法律起源作为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对外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合理的区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行业的转型,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扩大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分析与政策

我国经济发展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欧盟正加紧实施其对华的新战略和新政策。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为WT0的正式成员。有这样的国际国内条件，我国扩大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在欧盟进行相当规模的直接投资具有可能。与此相应，我们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国对欧战略”及相应的对欧盟新政策，包括促进我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新政策。     

东道国劳工标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理论分析层面考察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传统观点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较高的国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的技术进步的影响逐渐的凸显。本文利用1991—2010年期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与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应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行业分布,以获得更显著的技术促进作用。     

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