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优化股权结构安排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多个大股东并存产生的经济后果备受学术界关注。采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股东信息和财务数据,研究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经过了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多个大股东会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杠杆和提升企业经营能力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多个大股东发挥积极治理作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优化股权结构、提升经营治理水平以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和数字监管机遇。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呢？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改善市场信息环境而实现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股权制衡度低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法制监管薄弱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要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防范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基于市值管理的视角

当前，数字化概念正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数字化转型信息可能成为企业市值管理的手段。本文以2007—2019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操纵行为。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会在年报中披露更多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即在股价下跌、融资约束、业绩压力的情况下，该现象越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热度越高、信息环境越差，企业越有可能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会带来资本市场的正向反应，产生股价提升效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的同时并未相应增加长期投资。研究为监管部门防范治理概念炒作乱象，规范股权质押后的信息披露行为，降低金融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治理、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 1 997年以前在中国上市的 50 8个上市公司 1 997— 2 0 0 0年 4年间的2 0 3 2个观察值为样本 ,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对公司治理效力和企业业绩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 ,其公司业绩、股权结构和治理效力也不同。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 ,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 ,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 ,其高级管理层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另外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 ,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司 ,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正面的。第一大股东的变更有利于公司治理效力的提高 ,有利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更加专业化。本文的研究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证了控制权转移市场对深化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其对企业内部薪酬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扩大的是合理薪酬差距,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业绩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有利于减少超额薪酬差距,扩大合理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为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与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通过选取我国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的业绩起到促进作用;从而为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在上市公司治理中能起到积极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于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在国有公司中较大;良好的内部控制对于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有着促进作用。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会使股东产生懈怠情绪,从而削弱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高市场化水平所伴随的复杂的经济交易活动也会削弱这种正相关关系。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是多个大股东与公司业绩关系的中介变量。     

企业集团现金分布、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

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以子公司持现比率代理其现金分布情况，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现金分布对企业集团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现金分布与企业集团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现金分布越分散，其风险承担能力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越高，现金分布的分散度对提升企业集团风险承担能力效果越好。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时代企业集团如何分布现金以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翅膀”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来自公司违规治理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爬虫技术构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公司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能力）与强化外部监督水平（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在司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更显著。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经济后果,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治理公司违规提供了经验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治理效应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机制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关联交易(尤其是异常关联交易);通过信息机制简化了财务报告复杂度，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验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地，基于治理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征纳合谋程度高和避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基于信息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信息不透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要素对大股东占款的影响之后,总经理持股或股权激励安排确实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但是,股权激励的抑制效果不是线性增长的,即总经理持股比例与大股东侵占度不成线性关系。本文没有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超过5%时会产生堑壕效应,也没有发现所有制形式对股权激励效果有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吗?——基于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视角

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Baker et al.(2016)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提高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意愿及规模,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存在卖空限制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两种渠道.此外,大股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进行股权质押将加剧系统性风险.本研究不仅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因素.     

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激励公司风险承担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具体来说,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励公司风险承担,私有产权控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