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数字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绿色增长

中国经济亟需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绿色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金融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增长产生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城市则没有显著的虹吸效应。随着邻近城市人力资本的提高，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将显著减弱。（3）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主要来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这种虹吸效应，促进邻居城市绿色增长，但目前的金融数字化程度还未显著发挥作用。（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其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来自中国28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北方城市和中小城市，数字金融对南方城市和大城市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较强；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影响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机制检验得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环境认知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基于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SDM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的空间良性互动可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0年我国220个地级市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构建时变非对称互联网地理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本地区区域创新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大及特大城市、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但中小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没有明显的空间交互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而中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     

金融一体化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吗——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金融一体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金融一体化通过增加金融资源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基于长三角26个城市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力模型计算金融一体化指数,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长三角金融一体化与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一体化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都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金融一体化水平能够激励本地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也产生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中介机制检验则表明,金融服务效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增强了金融一体化的激励效应与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显示:金融集聚及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且金融集聚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致使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改善环境质量？——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当前，社会各界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数字金融发展为环境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是其重要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改善环境质量；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当绿色融资成本越低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时，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分区域和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相比于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好。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

近些年来,高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影响,数字金融能否助力我国高质量发展？本文在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然后借助2011-2017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地级市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从数字金融的结构上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数字化程度的效应不显著;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为东北最强、中部其次、东部最弱,但对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从高质量发展的各个层面上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创新”、“开放”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共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协调”和“绿色”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绿色金融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来自277个地级市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绿色金融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且本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对邻近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从中介效应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在绿色金融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传导的作用。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消费作为居民的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数字消费时代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加快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值得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空间集聚效应呈现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加强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等途径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最后,根据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SD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4—2020年的绿色金融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数据，采用熵权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绿色金融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于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发展对东中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呈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绿色金融能显著促进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优化农村绿色金融体系，同时强化省际联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制造业升级：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同时检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均表现为遮掩效应。鉴于此,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技术创新服务机制、培养高层次产业人才、刺激消费等,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年度面板数据,利用固定“年份-行业”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企业的产权性质、产业属性和所处区域方面存在异质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东、中部企业的技术创新受到的驱动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应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通过采取差异性政策提升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基于CFPS2016-2018的证据

促进农户绿色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此有何影响却很少被提及。论文基于CFPS2016-2018数据并结合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论文所得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基准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农户绿色消费支出越多。进一步来看,对于不同子维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有促进作用,但数字化程度并无促进作用。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绿色消费氛围村庄的农户间存在差异。最后,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农户环境敏感度和亲社会行为程度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社会资本水平并无调节效应。推动绿色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结合,需要进一步培育农户的绿色消费意识,提升绿色消费的针对性、便利性和实用性,进而推动农户绿色消费支出提升。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效应和门限效应的解析

我国金融影响区域经济的表现较为复杂,金融资源地理集聚与行业集聚特征明显.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影响差异.结果发现: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相近.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门限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集聚强度的增加逐渐减弱.     

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动态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对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金融发展较成熟、地区制度质量较好、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地,我们也发现数字金融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金融功能与技术创新领域的文献,也对我国相关部门制定数字金融政策与监管方案、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等方面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