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结果起到了减轻企业整体税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和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并不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A级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联合"惩戒激励"双重阶段、重点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大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纳税信用评级结果为A通过增加企业纳税遵从,促进"应收尽收",同时给予足够的税收和融资等政策优惠,促进"应享尽享",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降低了企业整体税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税收征管和企业税负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减税降费,实施精准有效的征管方案提供了政策启示。     

柔性税收征管、声誉机制与企业税负:理论与实证

以激励企业自主纳税为主的柔性税收征管作为税务机关的新型征管方式,是税收征管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9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的企业名单公示后,充分发挥了柔性税收征管的激励效应,导致企业税负显著提高,经过一系列检验,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对企业税负较高或较低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其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较高的企业声誉给企业纳税行为带来激励和约束双重影响;柔性税收征管对刚性税收征管存在挤出效应和补充效应。研究结论对税务机关确定最优税收征管方式、建立健全纳税信用体系等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与研发投入

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一个天然外生冲击,并基于2013—2016年1214家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基于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无明显差异。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机制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此外,分样本回归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只能对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     

信用如金: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为准自然实验,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考察作为社会信用体系重要组成的纳税信用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评级高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发挥监督效应,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发挥声誉保险效应,增强投资者信心,避免企业出现负面新闻时投资者因恐慌情绪抛售股票,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还表明,高纳税声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和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包括纳税信用管理在内的社会征信体系,使健全的征信体系成为保障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有效的重要基础.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我国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企业带来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税收征管与纳税不遵从问题。基于2013—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激励企业提高自身纳税信用等级，进而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机制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治理水平两个方面促进企业纳税遵从，且企业声誉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更能体现留抵退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的政策效果；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激励下，其纳税遵从度更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当地企业纳税不遵从行为发挥更大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扩大留抵退税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以纳税信用评级激励企业主动提升其纳税遵从度。     

纳税信用评价的债券市场反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债券市场角度分析了纳税信用评价对于债券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以此来分析纳税信用评价的激励效应与治理效应。具体地,以2015—2019年银行间与交易所企业债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发现:较高纳税评级企业的债券发行成功率较高,同时有着较低的信用利差与较高的信用评级。机制检验发现,较高纳税评级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与更大的银行信贷规模,继而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并降低企业未来的违约风险,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激励效应。进一步地,较高的纳税评级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在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不存在基金持债、非四大审计以及业务部门数量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体现出一定的治理效应。纳税评级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吗——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企业违规行为是阻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防范治理企业违规行为，对于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大数据税收征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其能否以及如何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基于此，借助“金税三期”税务稽查系统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显著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基础，提高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能力；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升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精准治理作用；完善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提高企业违规行为成本。     

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

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基于2008—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表明，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水平显著降低，这一负面影响在政府隐性担保能力较弱、地区金融资源较匮乏、信用评级较低以及无第三方担保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影响发债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是通过提高投资者负面情绪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信息操纵动机实现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虽然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但是会加剧资本市场异常波动，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因此，应着力完善债券风险对冲机制，构建市场化信用机制，并加强对企业文本信息的监管，缓解“刚性兑付”打破对市场造成的信用冲击。     

内部控制、税收征管与企业税务风险

在我国税收征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如何防范和化解企业税务风险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内部控制以及税收征管力度是影响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微观与宏观因素.利用手工搜集国家税务总局披露的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企业,企业税务风险越低;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后,更容易发现企业税务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通过降低异常有效税率对企业税务风险产生作用,同时税收征管发现税务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差的企业.因此,企业应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涉税管理来抑制企业税务风险;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帮助企业降低税务风险;税务代理中介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帮助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水平.     

税收征管与企业金融化

税收征管不仅发挥了保证国家收入、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给企业运营带来冲击,通过现金流机制和成本机制激发了企业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现金流冲击大和实体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增加了短期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投机动机、提高了企业的实体投资效率。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思路。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治理效应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机制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关联交易(尤其是异常关联交易);通过信息机制简化了财务报告复杂度，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验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地，基于治理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征纳合谋程度高和避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基于信息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信息不透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的发展趋势,从政策工具视角探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因素尤为必要。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前瞻性有效税率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其中“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业导向强化效应”是两个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前阶段税收激励的效果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投资转型,并且税收激励对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所处创新环境更好、高新产业、管制性产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此外,税收激励与财政激励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加大“减税降费”改革力度、推动企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税收信用体系建设亟待加强

一、构建税收信用的意义1 .加强税收信用体系建设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税收环境。税收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信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信用状况。从我国目前情况看 ,税收信用体系的建设处于创立阶段 ,需要政府的推动 ,当务之急是建立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首先从制度和机制上 ,健全完善依法纳税信用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从根本上促进市场主体依法纳税、守法经营、公平竞争 ,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税收环境。2 .可有效配置征管资源 ,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 ,实现征管效能的最大化。…     

减少避税活动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避税代理观理论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动因,以“金税三期”刻画企业避税活动的减少并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减少避税活动可以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具体检验其影响机制发现,减少避税活动通过降低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和代理成本两条路径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进一步证据显示,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管理层持股激励较高的情境下,减少避税活动能够更为显著地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财税金融制度、引导企业“脱虚向实”具有借鉴意义。     

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税收征管作为政府税收政策以及征稽力度的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抑制过度投资进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产可抵押性较低、股权集中度较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地区法治水平较高以及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引导企业合理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赏罚机制、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基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基本范式的赏罚机制,能否在税收管理中收获"双重红利"——既促进税收遵从,又提高企业绩效,至今还鲜有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和新三板企业为组合样本,从微观层面检验我国政府2014年以来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的联合奖惩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尽管单独实施联合惩戒政策能提升税收遵从度,但加上联合激励政策后提升税收遵从的效果更显著,并且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低的企业起到的促进作用越大;(2)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高的企业起到的绩效提升作用越大,其中联合激励政策不仅显著提高了其目标A级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对未受到奖惩的其他企业的经营绩效也具有相当显著的正向影响;(3)赏罚机制对企业税收遵从和经营绩效的效应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异质性;(4)纳税信用等级作为衡量税收遵从度的指标充当了联合激励政策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施行的赏罚机制改革对政府和企业具有明显的"双重红利",而传导机制则揭示了应当加大联合激励力度才能取得更好的"双重红利"。     

金融业开放与企业经济绩效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演讲,宣布我国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本文将这次重要讲话作为金融业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金融业开放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金融业开放显著提高了企业经济绩效。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事后经济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强,表明金融业开放缓解融资约束是改善企业经济绩效的重要渠道。投资类型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金融领域投资,金融业开放导致的融资约束改善主要促进了企业实体领域投资。融资约束越严重,企业在金融业开放之后的实体领域投资增加越多。以上研究表明,金融业开放对我国企业绩效具有普遍的正向作用,企业融资约束的改善是该作用发生的重要机制。在金融业开放政策的激励下,企业加大了针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充分体现金融业开放实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战略定位。     

征管模式、征管技术与税收治理——来自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的证据

税管员固定管户作为中国基层税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在确保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弹性征管和税务部门执法风险,推动“管户”向“管事”转变成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从征管激励与征管能力角度分析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对税收治理的双重影响,并利用手工整理的地级市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政策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在总体上会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加剧企业避税,这一效应在与税务机关征纳联系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改革前业务招待费越高、距离税务局越近的企业其避税会相应减少;信息化征管技术会降低取消固定管户造成的征管效率损失,在取消固定管户的同时上线“金税三期”会显著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并且对低业务招待企业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取消固定管户的征管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税局,但会提高地税局征管企业的纳税遵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本文不仅为推进基层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通过形成更加规范的基层税收征管体系促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那么在当前我国正面临投资结构"脱实向虚"的情况下,金融开放除了具有"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之外,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具有"纠偏"作用呢?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研究表明:(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引导企业投资结构从偏重金融资产投资转向实体投资,且该效应在高融资约束、高成长性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凸显.(2)在作用渠道上,"沪深港通"交易制度通过融资成本渠道和资产收益率渠道,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缩小了实体投资收益率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差距,对企业投资结构"脱实向虚"产生了"纠偏"作用,从而最终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3)"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也会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价值的提升.文章为揭示我国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以引导经济"脱虚入实"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