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为企业经济绩效提升提供了新动能，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潜在关联同样值得关注。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年报文本和机器学习方法构造数字技术应用指标，深入分析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改善了企业的整体环境表现，且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以解决内生性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主要源于其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改善管理层短视行为以及增强市场信号效应。异质性分析还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积极影响在外部环境稳定、研发支出占比高、行业竞争水平低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时代推动企业更好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     

技术高管是积极的绿色创新者吗？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索绿色创新的先行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高管（董事长和CEO）相关数据和企业绿色创新数据,考察了高管技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技术高管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技术背景对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更强的作用。影响机制方面,当市场化程度越强、高管教育水平越高时,技术高管越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研究结论对挖掘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优化高级管理人才招聘及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出口绿色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

数字化投入是中国推动出口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水平，考察了其对出口绿色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从而有利于促进出口绿色升级；2.绿色技术创新是该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表现为数字化投入通过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进而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3.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为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则不明显；同时，相较于数字内容和网络投入，数字化生产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4.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提升具有行业间的传导效应，即上下游行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动了行业间出口绿色升级。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同时为如何推动出口绿色升级提供了经验启示。     

人工智能、创新驱动与劳动力就业结构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创新驱动下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反映出中国的特殊性，推动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区更为显著；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非线性影响，且人工智能发展程度越高，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创新驱动视角，人工智能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创新人才集聚效应两个间接机制推动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结论对于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优化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深度赋能企业运营管理,增进企业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是"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 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弱化盈余管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数字化能够强化企业运营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对外信息透明度提升和对内治理优化两种机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绩效和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融资支持与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3)环境丰富性与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样本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深度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利益相关方管理和内部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不含2010年） CEPII-BACI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内资企业、中高技术水平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需求市场集中度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通过信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企业创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厘清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检验

数字化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后发赶超的绝佳契机;然而,在跨国公司阻截、"逆全球化"思潮与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与科技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视数字投入的来源差异而笼统地关注数字化的贸易所得效应难免出现结论偏误.文章基于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识别数字投入的国家属性,检验了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EDVAR表征)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1)国内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国外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与创新渠道作用于企业EDVAR,且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在各渠道下表现迥异.(3)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国外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的抑制作用.文章研究结论为我国制造业走出"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之路和实现高附加值创造的"弯道超越"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绩效——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技术加速与供应链融合的背景下,厘清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的机制及效果是深入推进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前提,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构建的外生冲击环境,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管理赋能和创新赋能是供应链数字化驱动企业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机制,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政府营造的良好供应链运营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产业链中游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绩效驱动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中,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构造风险危机的外生冲击,通过事件研究法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对危机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和事后化解能力,增强了风险冲击下企业绩效的稳定性,实现了有韧性的增长。本文不仅为加快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撑,更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