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明晰数字资本主义的五大辩证关系

随着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紧密结合,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充分认识和深入辨析这些新变化的表象和实质,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经济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进入新一轮繁荣,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解甚至愈发深重;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助力经济进一步发展,但也造成人被数据所异化;劳动的工具、过程、场域、分工等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但也使资本对人的奴役更加全面、隐蔽和彻底;技术革命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却掩盖了背后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虽然拓宽了人的生存空间,但又强化了对人的自由的戕害。审视并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假表象,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能使我们规避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误区。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     

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     

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历史演变与超越前景

“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是内含技术和资本两个对立面的总体概念，用以表征技术与资本的规律性互动。“技术—资本”互动机制在历史上的阶段性演进表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多次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但仍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制度痼疾，一再表现出资本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资本关系的这种历史暂时性决定了，“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存在有其固有的历史限度。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持续对此历史限度进行遮蔽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揭示这种历史暂时性，揭露技术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作用，并展望实现技术合理运用的共产主义超越前景。在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集群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资本”互动机制遭遇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正日益展示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     

交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剥削范围已经由传统意义的生产劳动扩展至人类日常生活交往层面，呈现出全领域、全空间、全时态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交往资本主义表面上通过“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表现，深层次上则根植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剥削形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商品模式向“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数字时代的资本批判既要重视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更要重视人类交往活动背后抽象的社会关系——以数字资本为现实载体的生产关系。基于此，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新共产主义”运动走上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关键是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总体性、长期性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应探索以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方向原则的局部性、阶段性具体路径。     

智能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过程研究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经过智能算法处理过的数据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智能算法具有二重属性,既可以充当生产资料提升劳动效率,也可以充当监控手段,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工具.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从任务分配、劳动过程监管、绩效考核和非雇佣化无酬劳动四个方面考察智能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重塑,智能算法就像是一个隐形的大脑和与之串联的"神经系统"监管和支配着劳动者的一言一行,充当虚拟管理者的角色主导并控制整个劳动过程,深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因此,应该反思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资本主义过度使用,对数字垄断资本进行引导和规制,保护数字劳工的合法权益.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批判与超越

数字经济虽是客观中性的概念,但只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会推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运动视角来看,数字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体现为价值生产领域不稳定性的提升、价值实现领域隐匿性的削弱与价值分配领域不平等性的加剧.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思想表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为主导的价值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本质,内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始终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的矛盾对立.伴随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将持续转移深化并加剧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拥有超越资本逻辑的绝对优势,有助于推动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劳动的零工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及其形成机制探究

伴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动形态呈现零工化趋势。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变革—劳动形态变迁理论脉络出发可以发现,工业时代所形成的职业化劳动形态,在数字时代正逐渐由零工化劳动所替代,并展现出劳动时空条件零散化、劳动过程碎片化以及劳动关系原子化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产生的根本动力机制在于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充分利用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数据的特点,包括虚拟性、可切分性、权属模糊性等,采用包括生产场景的时空延展、生产过程的拆分控制、组织关系的外部众包等控制—积累策略,以推动零工经济的扩张与劳动零工化的转型。上述分析表明,研究者既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与相应的保障实践,也需要对数字技术发展的社会经济后果展开更多反思。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价值实现的逻辑起点、运行机理与现实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马克思的价值实现理论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运动中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数据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数据化通过拓展商品交换市场重构了基于交换价值产生的价值实现逻辑起点。数字平台市场扩张了价值实现的场域,强化了“技术一经济”范式下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逻辑,使数字经济条件下价值实现的运行机理在数据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合谋下变得更加清晰。最终引发数字资本剥削逻辑向流通领域延展,流通技术革命增加潜在经济危机可能性,以及数字鸿沟加剧世界市场的非均衡发展等一系列现实思考与批判。     

数字经济劳动社会化研究

数字经济基于数据传播技术与组织平台变革促进了产业融合创新与劳动社会化。论文首先对西方近期关于数字经济劳动代表性观点进行辨析,然后基于马克思机器观对新型数字化劳动正本清源,并采用唯物史观视角构建劳动社会化演进图谱,解析了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理论底层逻辑的嬗变,揭示了数字经济下资本对劳动实质性纳入与柔性规制,探索“人本”数字经济治理机制,规范与发展资本,从而实现对社会劳动广泛公平吸纳及人的全面发展。     

网络空间发展与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演进——兼论“数字孪生”与“元宇宙”

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演化进程是网络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的三元融合过程。从狭义生产方式看，“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推动网络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同时拓展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范围；另一方面，引领在线化新业态发展，促进网络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融合，同时引致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式向虚拟化、网络化、非线性方向演化。从广义生产方式看，以数据要素和网络空间发展为基础，传统的劳动者相互联系的劳动过程被数据要素参与的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劳动协作所取代，劳动组织方式的网络化在局部增强劳动者就业灵活性和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大数据、数字化与控制：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利用自己掌握的数字技术与资本力量对社会进行渗透,通过收集和分析消费者的互联网反馈数据,如消费水准、消费倾向等,来影响和控制每个消费者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由资本全面控制社会整体的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过程,使资本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这种控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如新的劳资矛盾和更具规模的生产过剩等,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数字科技有向人类对立面发展的趋势,其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导致科技只为少部分人掌握、只为少部分人服务。     

数字平台中资本与劳动的多样化关系解构分析

数字平台是资本与劳动多样化关系的典型与集中地,它在交通、餐饮、在线服务、住宿、流通等经济活动各领域的应用与蓬勃发展,带动了一批以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创意群体、灵活就业的零工群体、众包和外包群体以及产消工作者等多种数字劳动类型的兴起,甚至广大网络用户都成为“受众劳动”和“无偿劳动”被纳入到数字平台上的新型劳动之中。数字平台中多种劳动类型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增强了高技能者的劳动主体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低技能的在线外包群体增强了对数字平台的依附性,同时也为创意群体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数字平台上的不同群体同数字平台资本之间通过多种方式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多样化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数字平台中所嵌入的各种关系进行一般性剖析,在此基础上理清几点认识,并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

资本主义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的转变对应新的数字劳动类型，对劳动控制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劳动类型与控制策略具有联动性，进而对劳动控制形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控制策略相对应，数字劳动控制形式主要包括“劳动自由”掩盖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能者多得”掩盖下的时间控制、“社区名人”掩盖下的流量控制、“美好生活”掩盖下的社交关系控制等。与占主导地位控制形式相对应，新的数字劳动控制机制包括以游戏化的任务分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效益化的薪酬体系实施时间控制、以弹性化的生产组织实施流量控制、以产消化的劳动方式实施社交关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而使自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充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数字经济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述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发展,人类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在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数字劳动作为新型劳动形式,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时代的产物。了解数字经济时代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厘清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的内涵,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指导地位,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2.0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评述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批判理论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形成了以基于网络2.0技术的社交媒体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时代传播体系。传播政治经济学高度关注网络2.0时代传播体系的即时性、参与性、分布式等新特征,从网络中心主义批判、数字劳动研究、产消者分析、互联网民主潜能异化、数字媒介物质性等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系统梳理网络2.0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于从一个独特的学术视角窥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数字化危机趋势,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同时将为我国现阶段引导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有序发展、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和启示。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积累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更强的将劳资双方及消费者整合在资方控制下进行"合作"的能力.劳动主体通过劳动过程创造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和劳动产品是价值创造的三要素.从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的出现丰富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从劳动主体来看,"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所产生的"产消合一"者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之一;从劳动产品来看,创新性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和原有数字化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无形数字商品的总价值.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现实阐释力.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有必要对劳动的内涵、价值创造的主体及商品价值衡量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