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国家风险对中国在RCEP成员国OFDI的影响机理研究

东道国国家风险是影响外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中国在其他RCEP成员国投资现状进行梳理,从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等角度探讨其他RCEP成员国及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机理。政治风险主要通过抑制效应、成本效应和规制效应对OFDI产生影响;经济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水平对OFDI产生影响;金融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债务危机及融资环境对OFDI产生影响;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是通过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冲突与社会安全对OFDI产生影响。本文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东盟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东盟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伙伴。文章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东盟投资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模型研究东盟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盟金融机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其金融发展对我国OFDI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门槛;东盟的市场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也会影响中国OFDI;中国对东盟的OFDI存在空间挤出效应。结合结论,文章提出应深化合作、建设共有平台、均衡投资力度、完善投资布局的发展建议。     

我国对RCEP成员国的OFDI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标准效率DEA模型与超效率DEA相结合的方法,测算了我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效率,使用Malmquist指数法深入分析我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并通过Tobit回归模型探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我国对RCEP伙伴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国别差异较大,但国别差异出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我国在2005—2020年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OFDI效率下降的主要来源是综合技术效率的下降。同时,技术进步率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效率的上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时的管理水平和规模收益有所下降。从时间序列趋势的角度来看,2005—2020年我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效率呈现曲折波动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对贸易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对贸易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RCEP各伙伴国的人口密度及外商投资与我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流通的OFDI效率提升效应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其流通水平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流通能够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OFDI效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一带”沿线国家、高制度质量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中国OFDI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中国OFDI效率影响的汇率传导机制成立，表现为负向弱化作用。中国应当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制度合作，提升投资效率。     

母国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投资理论,对母国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表明,母国服务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下降能够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门槛,推动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加.本文利用30个OECD国家199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总体水平以及四类生产者服务业(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金融中介、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发展水平对OFDI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一国服务业总体水平与该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细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服务仅是效率提升对OFDI有显著促进,金融中介和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提高都将显著推动OFDI数量的增长.上述研究对于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能源消耗分别作为非合意产出和投入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评估了中国TFP的真实水平,并构建以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显著促进了TFP增长。当前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使O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水平。样本期内中国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Huang和Luk构建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采用2003～2018年中国与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2)金融危机前,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危机后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3)相比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在发达国家的OFDI促进作用更大,且OFDI在发达国家更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更关注能源禀赋和制度稳定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为探索中国OFDI飞速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启示中国政府应尽可能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防止因规避国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盲目对外投资,同时还需对不同地区的OFDI进行差异化引导,提升中国OFDI的质量.     

RCEP成员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贸易效率的影响研究

2022年1月1日,RCEP协定正式生效,我国自签署协定以来,通过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出口,拓展了进口渠道,然而参与RCEP协定的国家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基于贸易扩展引力模型,采用201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制度质量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作用显著,制度质量的提高可以降低中国与成员国的贸易非效率;(2)政府干预程度、税收、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和司法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而投资自由度和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不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3)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效率最高,与日本的贸易潜力最大。因此,我国应充分重视成员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已有协作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进行有效评估和国际援助。     

中国对RCEP成员国汽车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汽车产品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汽车产品的出口影响因素,并描绘出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产品出口贸易环境正在变得严峻;贸易非效率项中的货运基础设施建设、外商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人为因素对出口有着显著的影响;中国汽车产品出口RCEP各国的效率平均值为0.615,出口效率和潜力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出口潜力随时间的变化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引进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外资并且采取灵活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积极主动与高质量企业进行技术合作,重视RCEP成员国的异质性并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变权估计

本文利用2001-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出口产品的升级。此外,本文依据OFDI的东道国与投资动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类型OFDI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为客观评估OFDI的"产品升级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出口转型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OFDI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走出去"战略是政府现阶段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运用倍差法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研究发现,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后产能过剩指数出现显著下降,并且过剩行业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但产能过剩越严重的企业越缺乏意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检验OFDI的规模效应和滞后效应后发现,增加OFDI国家的数目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OFDI对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有长期影响。为了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政府应该继续坚持"走出去"战略,尤其要鼓励过剩行业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欧盟国家的样本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选取欧盟23个国家为样本，利用2005-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系统GMM检验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金融发展指标进行检验，其次再将总体指标细分，分别对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同时，其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都会对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当加入东盟国家扩充样本容量后，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加强同高水平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提升国内金融业发展，加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善风险防范体系，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以其自身优势在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贸易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以2010—2019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拓展引力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RCEP成员国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9年，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0.5以上，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0.5以下。在影响出口贸易额的众多因素中，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其出口贸易影响程度最大；从分级指标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数字创新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流量，而数字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不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额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