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新规、监管套利与系统性风险抑制——来自银行理财业务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2-2022年中国102家银行的微观数据,考察《资管新规》能否有效治理银行理财业务中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及该政策通过治理监管套利行为从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能够有效抑制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逃避资本监管与存款利率管制约束的监管套利行为;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是通过打破刚性兑付、禁止资金池运作以及严格非标资产投资来治理监管套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通过治理银行理财业务中的监管套利行为从而能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金融强监管、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风险：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金融强监管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半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金融强监管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成长型企业和银行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影响由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变化和债务偿还压力共同作用实现,实施《资管新规》引致的影子银行业务收紧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最终导致其债务风险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若短贷长投由过度投资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治理效应和缓解债务风险;若短贷长投由长期融资约束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效应和加剧债务风险。本文从企业债务风险的角度拓展了《资管新规》的政策效应研究,为优化强监管政策提供经验参考。     

金融强监管与金融市场稳定

本文以《资管新规》这一强监管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10-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出台降低了个股股价崩盘风险,发挥了“风险缓释”的作用;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套利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强监管既能通过约束企业影子银行化引导其回归主业,又能促使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市场非理性情绪,在投资和信息的双重作用下助推实现金融市场稳定;企业自身不确定性感知、证券分析师关注和地方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增加了金融强监管的“风险缓释”效应。     

影子银行监管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足,但也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悖于宏观审慎原则。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影子银行监管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投资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影子银行风险观”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创新密集度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影子银行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不仅证实《资管新规》政策监管有效,还揭开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的价值,为国家贯彻落实宏观审慎目标、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启示。     

资管新规过渡期内潜在外部性影响研究——基于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影响角度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18年4月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资管新规》的颁布对社会融资体系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从企业融资角度着手研究《资管新规》出台前后,影子银行的变化对企业融资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资管新规》的颁布会导致影子银行规模受限并萎缩,企业这一借短续长的方式不可持续,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降低短期债务占比;二是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更容易面临较大的资金约束和成本压力;三是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都提高,短期债务占比提高;四是《资管新规》的出台增加了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水平,制造业面临的融资压力相对更大。     

通道业务监管与企业信贷融资

借助《资管新规》“去通道”的外生冲击,本文考察了加强通道业务监管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本文发现,相对那些没有采用通道融资的对照企业而言,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先前采用通道融资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信贷。机制检验发现,当通道业务压降以后,受影响企业主要通过向产业政策扶持方向转型来获取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还通过改善增长和偿还能力来获得其他商业银行贷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后,信贷融资成本也会降低,但增发股票和发行债券等其他融资行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考虑调整成本之后,企业转向银行贷款融资并未改变企业的净收益。本文基于信贷融资视角揭示了《资管新规》的微观影响,对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与企业的行为决策均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现金流风险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和规模都存在抑制作用。分行业发现,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另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果为企业金融化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资管新规下银行监管套利及系统性风险抑制

本文选用2015-2021年16家主要上市银行半年度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显著降低，但该政策效果在规模不同的银行间存在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理财套利削弱了资管新规对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本文为资管新规对银行监管套利及系统性风险抑制提供了初步的微观证据，为强化系统性风险抑制，继续有效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股价信息含量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本文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股价信息含量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经济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显著抑制了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并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发挥公司治理功能是股价信息含量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两种重要经济机制.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价信息含量有助于抑制非金融上市公司过度金融化的倾向和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和股价信息含量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资本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也为从微观视角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上市公司金融化

基于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诱导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将使非金融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金融资产,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企业和注册所在地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股权制衡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逆向调节效应,较高的股权制衡度能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正向关系。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格外留意企业管理层过度持有金融资产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金融工具还是管理工具?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会作为掩饰企业金融化的"金融工具",还是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工具"?本文以2009-2016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呈负相关关系,是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管理工具,而非金融工具;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管理工具假说在高社会责任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应规披露的企业中表现明显。进一步,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信号传递与融资渠道两种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实物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检验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回报率差距逐渐扩大,套利动机驱使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从事具有高额回报的影子银行业务,然而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可能会影响其主营业务发展.鉴于此,本文选取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实物资本投资在其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存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实物资本投资减少→主营绩效下降的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可以为规范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提供一定参考,引导企业资金合理配置,并对政府制定振兴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资管新规、企业金融化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促进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1年中小企业板块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资管新规是否促进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可以促进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表明强化金融监管能够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的韧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对高管不过度自信的企业,以及政府创新补贴强度较高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更显著。此外,资管新规促进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对金融资产的反向挤出效应和对经营风险的规避效应。通过这些机制,可促进企业聚焦主营业务、严控经营风险,为创新研发提供稳固的基础条件。本文为政府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顶层设计、促进制造业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流动性分层、《资管新规》与政策利率传导北大核心

本文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货币信用供给的纵向维度和流动性分层的横向维度构建多部门的DSGE模型,运用2015年第一季度—2020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分析了《资管新规》实施对政策利率传导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在货币信用供给的分层结构下,一级交易商资产负债的配置结构和数量直接决定着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资管新规》使得一级交易商和中小银行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其资产负债结构,资管资金循环路径发生转换,打破了原有的流动性传导链条。在经济增长下行预期下,《资管新规》在短期内影响了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若叠加房地产价格上涨预期,将对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带来更大的负向冲击。未来应考虑建立考核大型商业银行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责任指标,加大对中小商业银行补充类资本的支持政策,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控制信贷资金向房地产行业流入,并出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基于产业链中商业信用水平的视角

厘清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如何影响其金融投资行为,事关我国政府部门完成“防风险”“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和“双循环”战略的实现,然而尚未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必要研究。本文选择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非金融企业的样本数据,以产业链中商业信用水平表征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实证分析了非金融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话语权和整体话语权对其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对上游企业具有话语权时,能够抑制其金融投资;而对下游企业和在产业链整体中具有话语权时,则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企业对上下游的话语权与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对称性。机制检验发现,产业链中的话语权通过主业投资和逐利动机的机制,进而影响其金融投资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市场地位和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会影响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对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研究结论为揭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于促进我国完成“防风险”和“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企业委托理财？

本文匹配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将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企业委托理财行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少超额银行信贷、降低金融回报率、缩减影子银行规模,从而抑制企业委托理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内部风险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国有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该抑制效应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