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农地制度改革、垄断势力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农地“三权分置”视角,分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的理论逻辑,并以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弱垄断势力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这些结论在排除行业发展趋势、全国性政策影响、控制非平行趋势后仍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此外,农地“三权分置”对林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种植加工与养殖加工企业。研究展现了农地“三权分置”在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与机制

文章利用中国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据此考察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三权分置”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高城乡融合度地区、财政强省、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三权分置”政策通过提高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以及城镇化共同推动了城乡融合;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地流转相互促进,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能推动城镇化水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的城乡融合具备清晰的作用路径与完善的自我实现机制。     

“三权分置”改革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农村稳,则天下安。为保护农民利益、合理利用农村土地,农地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可以流转。研究认为,"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推进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升对农地量的保护;有利于稳定农地租赁关系,提升对农地质的保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大部分是细碎化的,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的建设。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湖北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41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户主的主业、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流转的行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流转意愿正相关,有村干部的家庭也更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而户主的主业和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则与流转意愿负相关.最后就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加快农地流转提出了相应建议.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律制度构建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旨在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将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有效分离分置,农地经营权主体不再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而解决我国土地流转具体操作中的瓶颈问题。受制于既有法律供给的不足,实践中"三权分置"权利边界模糊,权能的实现受限,需要准确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经营权的关系,明确土地经营权用益物权性质。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否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基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度2007—2019年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研究发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提升,同时存在区位异质性、要素禀赋异质性和政府能力异质性。第一,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较为显著,中部略高于东部,西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不显著。第二,在中要素禀赋和低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显著为正,高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不显著。第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边际效应随政府能力由强变弱依次递减。机制检验表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加速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基于“三化”发展的视角

利用2005—201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流转、"三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数据,构建了考虑空间因素的计量模型,验证了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跨期内存在空间效应、本期内没有空间效应;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强度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农地流转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在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直接和间接拉动效应,而粮食主销区农地流转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后农业税时代河西走廊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以河西走廊张掖市农户调查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交易价格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也对农户农地流转有较显著的影响作用;农业补贴额作用着农户农地流转;＂农户对农业税费减免政策的效应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制定实施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土地经营权制度改革的又一创新之举,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然后解释了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选择去向的原因;最后阐述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模式和运行机制。     

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的分层调整制度设计与战略构想——基于分配正义视角

土地经营权被先后纳入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搭建起农地三权分置格局,但其权利构建尚未完成。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事关农地权利分配正义,维护承包权主体利益、满足经营权主体需求、促进农地资源优化利用是其基本要求,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正是这些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因此,流转期限的分层调整负载了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的现实基础、价值依据和技术路径。根植于农地流转实践,因循中国物权和债权制度现实,可将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分层为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赋予不同期限的土地经营权以不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确保土地收回权落地等保障性措施,促进土地经营权的中长期流转,为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奠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法理和制度基础。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变迁逻辑及未来演进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内容。本文尝试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和变迁逻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究其未来的可能演进的方向。首先,本文对五项改革实践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五项改革是建立集体所有制、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地“三权分置”、建立农地流转市场和强化产权稳定性。其次,本文从统一的理论框架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逻辑进行了分析,这也是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经济学解释。最后,本文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未来的演进方向是,在坚持农地狭义所有权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及时顺应现实,不断地对农地权利进行分割细化和属性化,并把相应的权利分配给使用效率最高的社会主体,以最大限度提升农地利用效率。     

完善农地“三权分置” 制度———一个基于“国家土地调节权”的新视角

本文在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土地产权观点、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国家土地调节权的概念,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国家土地调节权的视角,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制度变革分为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免除前的“两权分离” 时期、农业税免除后的“两权分离” 时期以及农地“三权分置”时期,具体分析每一阶段国家土地调节权的优先目标和实现形式。本文认为,随着“三权分置” 改革的深化,为了防范农业补贴政策失效、“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农地出现“非农化”“非粮化”等风险,必须从五个方面重构国家土地调节权的实现机制,进一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相关配套制度。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非农就业、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非农就业工资率的不断上升直接导致农户从事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户的从业选择。农户就业的多元化将对我国农地流转的供给产生深远的影响。要使农地顺利流转,必须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促进农地需求,故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应基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型“三权分置”制度。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基于农民发展能力的视角,集体所有权是生存保障能力的体制载体,承包权是生产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经营权是财产收益能力的产权载体。“三权分置”改革能够提高农民发展能力,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低成本提供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并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终助推共同富裕。目前,“三权分置”改革面临集体所有权虚化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承包权固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经营权大规模流转与贫富差距强化的困境。应当强化集体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