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国内链长

数字技术嵌入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方式与空间布局,为企业应对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塑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为此,文章基于投入产出表与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衡量指标,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在其演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1）2001-2013年,国内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应的生产链条更长。（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国内企业将原本位于国外的投入侧生产环节内向化,进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更多的生产环节。（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和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两条渠道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扩张。（4）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一般贸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效果更强,且只有当国内上游行业具备较强的中间品供给能力（包括生产能力与研发能力）时,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才能有效发挥。文章为我国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构筑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3)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旋律、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逻辑、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深刻变化，叠加世纪疫情及长期积累的全球化负面影响，导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呈现停滞化、区域化、服务化、绿色化趋势。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塑造绿色开放竞争优势、打开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大门带来了重要机遇，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对外开放难度。为推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从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高质量共建区域价值链、推动多双边贸易合作、优化外资营商环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等多方面着手，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化危为机。     

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探索

当前数字经济推动金融服务中间品快速发展，这是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基于2000年至2014年全球43个经济体金融服务细分行业中间品出口增加值数据，本文构建了前向价值链生产联系下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前向生产价值链下金融服务（不含保险）中间品出口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金融风险的规避。影响机制分析显示，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能够有效通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影响国家金融风险，以及深化参与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有助于增强其通过上述渠道变量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入参与金融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为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在数字革命蓬勃发展及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的趋势下，数字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新动力。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大数据测度了2001—2016年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赋能对自身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供应链效率共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出口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对价值链嵌入产生差异化影响。拓展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位置两者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府应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外贸企业深度融合，对各类企业给予差异化政策扶持，并进一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外贸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和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通过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框架,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国际比较及数字全球价值链联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综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数字贸易国家,数字化国内增加值是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通过简单参与形式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和复杂生产活动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经历了由数字化价值输入向数字化价值输出的转变,但相对地位依然较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既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市场,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进口最大的来源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对发达经济体和欧美市场依赖性较强。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近年来，数字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注入了新的创新活力。本文结合双边出口增加值核算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WIOD数据和USPTO数据库的国际专利数据，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解构为国内增加值网络和国外增加值网络，分析了不同增加值网络的结构特征，检验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的PageRank中心度攀升趋势明显，但对比美国尚有差距；（2）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显著促进了国际创新活动，且其创新促进效应因行业、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3）研发要素跨境流动、贸易规模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是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影响国际创新活动的重要渠道。同时，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创新促进效应仅体现在制度环境水平高的国家。本研究为中国充分利用贸易网络枢纽地位优势，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对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分析

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的重要战略选择,加快数字化技术同产业深度融合,赋能中国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竞争力提升,将对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梳理中国地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外溢性形成机理,理顺数字经济影响地区GVC嵌入的数理逻辑的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利用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匹配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回归估计、空间效应分解及异质性分析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在地区GVC空间外溢效应发挥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参与GVC的程度严重失衡,削弱了整体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同时,中国地区GVC的嵌入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而且各地区在嵌入GVC过程中会产生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相邻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利于地区GVC嵌入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对东部地区GVC嵌入空间溢出的正向作用力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GVC嵌入空间溢出的促进效果虽高于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但仍存在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基于39个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

基于OECD、World Bank、WEF发布的数据，选取39个OECD国家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发达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正，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负。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的时候，才会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削弱一国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策略选择研究

当代区域分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区域分工内容正从传统的产业分工、产品分工深化为产品内的新型价值链分工。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与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驱动创新、促进创业、鼓励创智、最终创富。价值链分工下企业参与GVC和NVC有自己的选择,通过采用价值链选择模型描述企业行为,从利润最大化角度深入分析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路径选择,以期为不同价值链层次的企业创新创业提供决策依据。     

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深化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吗?

将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可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小规模、沿海区域及低市场化程度城市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要素结构错配、前沿数字技术追赶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全面深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点布局、推动城际数字经济联动格局建设、统筹构建城际数据统一要素市场的政策建议,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国际数字价值链地位提供新思路。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国际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向及其内在悖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数字资本在物质技术、经济权力维度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动向,如全球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变革与高度渗透、数字资本逻辑全球扩张、国际间数字化竞争日益政治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霸权极端化等。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动了国际数字化平台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共性理念深入人心,并促进了数字化世界市场的形成,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具有矛盾性的双重作用,并以多种"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国际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实质是资本扩张逻辑和剥削逻辑的强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酝酿着更强烈度和更广范围的数字化衰退危机。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比较优势演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与国际贸易形式的演进,国际生产与贸易的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全球价值链成为了当今国际分工的主要发生形式,对各国的价值创造体系持续进行着重构与深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价值链的分工中低端,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首先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从比较优势的演化入手,讨论了比较优势如何演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三者的联动关系,分析了中国产业的三大基本特征,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走比较优势非线性演化与线性演化并重之路,促进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推进产业模块化、实施产业集群,枸建区域联动的国内价值链体系。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一国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重要因素。运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分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且促进其在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主要通过国际技术溢出与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而且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升作用依次递减，契约环境良好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时，要充分意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制造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交通运输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建设，借助交通枢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