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打开数字技术赋能的“黑箱”

数字技术革命正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但鲜有研究深入讨论。文章以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市场资源捆绑，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保持成立。机制检验证实，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捆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数字技术与市场资源捆绑则有助于增强企业服务能力，进而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赋能作用在高行业研发投入与高市场丰腴度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逻辑，破解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锁定困局，助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在以数字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为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应紧紧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改善数字贸易发展制度环境,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     

FTA原产地规则对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研究

FTA原产地规则规定了产品国籍的认定标准,满足该标准才能享受FTA优惠关税,因此FTA原产地规则影响着贸易投资流向及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文章选取134个国家(地区)的248个FTA为样本,将原产地规则细分为38个条款进行量化,以原产地规则的成本效应和供应链转换效应为理论机制,实证分析FTA原产地规则对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结果发现,FTA原产地规则对缔约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向参与度的抑制作用更强;国别分析发现,FTA原产地规则对中高收入水平以上国家的价值链参与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中低收入水平国家作用相反,对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分析发现,FTA原产地规则显著抑制了纺织和服装、电气和机械制造等敏感行业的价值链参与度,但对农业影响不显著;条款分析发现,原产地规则中的微量条款、完全累积等条款可以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机制分析发现,FTA原产地规则导致贸易成本增加和供应链转换分别对价值链参与度产生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     

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构建了一个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包含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企业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研究了外商投资是否能够提高中国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以及这种效应的实现途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的水平溢出正向影响了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外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每增加1%,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别增加0.0309%、0.0519%和0.0309%。该正向效应在考虑了滞后效应和使用对外资溢出的不同衡量方式后均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与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还受到外资的本地化生产程度、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距离,以及利用外资政策的影响。     

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

文章构建了一个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包含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企业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研究了外商投资是否能够提高中国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以及这种效应的实现途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的水平溢出正向影响了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外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每增加1%,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别增加0.0309%、0.0519%和0.0309%。该正向效应在考虑了滞后效应和使用对外资溢出的不同衡量方式后均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与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还受到外资的本地化生产程度、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距离,以及利用外资政策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动态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制造业相对获利水平显著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获利能力受到削弱；中国在服务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制造工序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管理工序相对获利能力持续偏低，研发与营销工序相对获利能力缓慢增长。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重构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外循环贸易获利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下，中国依靠国内大市场主动进行价值链重构的战略空间相对更广；数字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可推动价值创造内生动力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大市场转化，促进价值链分工优势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以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依托RCEP与“一带一路”重构区域价值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互利共赢。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测度了2013～2017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门槛效应检验显示,该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经过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多期DID检验及Bartik工具变量等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相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需要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地理区位、所属城市群、城市层级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型城市群及四五线城市而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明显,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竞争格局——基于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6~2009年40个经济体35个行业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使用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国际竞争力指标,文章发现全球价值链重构推动了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具有促进作用,劳动成本驱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负向影响。控制国家和行业特征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对中国而言,把握技术变革的新机遇,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挺进高端制造业,突破商业服务业是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分析——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的进口供给是影响一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发展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可能表现出全球性或区域性特征。文章采用增加值贸易思想扩展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方法,从进口供给的角度,以最终消费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在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特征。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由东亚区域向全球转移。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分析——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的进口供给是影响一国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发展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可能表现出全球性或区域性特征。文章采用增加值贸易思想扩展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方法,从进口供给的角度,以最终消费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在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表现出一种全球性特征。美欧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中国最终消费产品价值链由东亚区域向全球转移。     

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对ICT产品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

作为数字经济的依托,信息通信技术(ICT)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ICT产品生产全球化的特征,其贸易规模和种类决定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在数字经济时代,ICT产品贸易除了受到关税措施的影响外,新兴的数字贸易规则对其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WTO建立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遭遇困境,而区域贸易协定(RTA...     

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中外价值链关联?: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构建制度型开放经济体的战略背景下，科学认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制度措施对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2000～2014年间WIOD数据构建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研究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中外价值链关联的紧密度，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第二，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链关联效应主要是由前向价值链关联程度的提升所驱动的，并且表现出对专利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高收入贸易伙伴国的作用效果更强的特征；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制度距离效应以及生产步长效应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价值链关联的重要渠道。文章拓展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研究，为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资本约束下的经济韧性重塑: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资本约束的经济发展效应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经济增长乏力期,跨境资本"紧箍咒"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韧性,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考察了32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资本约束政策对实现经济韧性的影响,并解构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门限效应特征。研究发现,资本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交互项对经济韧性的偏效应并不显著,其原因是受到了价值链分工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在此门槛效应下,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高,资本约束对经济韧性的正效应逐步被弱化。当前新兴经济体正面临价值链底端锁定问题,价值链参与度与地位指数均处于低水平,在突围被"俘获"与"压榨"的底端价值链的同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本约束将成为重要发力点。     

资本约束下的经济韧性重塑: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

资本约束的经济发展效应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经济增长乏力期,跨境资本"紧箍咒"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韧性,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考察了32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资本约束政策对实现经济韧性的影响,并解构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门限效应特征。研究发现,资本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交互项对经济韧性的偏效应并不显著,其原因是受到了价值链分工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在此门槛效应下,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高,资本约束对经济韧性的正效应逐步被弱化。当前新兴经济体正面临价值链底端锁定问题,价值链参与度与地位指数均处于低水平,在突围被"俘获"与"压榨"的底端价值链的同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本约束将成为重要发力点。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一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 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关税减让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关税减让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理论,然后利用EPS海关数据库、GTF数据库、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关税水平和26个主要制造行业、5类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对现有的关税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后进一步采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关税减让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并根据结论分层面提出关税、制造业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政策建议。     

PTA协定中服务自由化“深度”的测量及对贸易增长影响的实证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现有WTO框架下的多边服务贸易规则(GATS)已无法适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包含服务贸易新规则的优惠贸易协定(PTA)开始大量涌现。文章结合国外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一套专门衡量服务贸易协定深度的简易指数,对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PTA进行衡量。研究结果发现,PTA在"GATS+"和"GATS-X"议题上不仅提升了服务贸易相关条款的"表面深度",还通过增加有约束力的条款及时锁定现有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自由化的"实际深度"。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服务自由化对全球服务贸易增长以及对具有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路径,并构建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服务贸易的深度自由化不仅可以促进一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对一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能够依托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推动制成品贸易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