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性别就业差异

选用CHIP数据库1995、2002和2007年的城镇调查数据,利用截面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两性就业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个体劳动参与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技能个体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化的影响。总体而言,无论对于男性或女性劳动力,贸易自由化对高技能两性劳动力的就业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甚至更多为负;而对于同一技能的两性劳动力而言,贸易自由化对男性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因此,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女性教育水平意义重大。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技被认为是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科技等新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本文利用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行业层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负向影响会通过“降低企业就业创造,提高企业就业破坏”来产生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作用途径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对于生产人员占比高以及高中学历占比低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影响企业的员工结构和绩效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上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对下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能够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中国版本解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清洁能源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基于金融规模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金融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清洁能源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有促进作用,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有负向作用,并且在不同清洁能源产量地区的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以金融规模为门槛变量时,研究发现金融规模的提高,促使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的提升作用显著提高,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的冲击作用有所下降;从区域角度来看,清洁能源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表现在清洁能源发展对东西部地区总体就业规模有正向作用,对中部地区则为负向作用。基于此,从完善政策激励机制、金融部门提高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在就业创造和能源结构优化中的促进作用。     

外资并购会促进就业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外资并购视角研究外资所有权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内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有限,对产业内的间接就业效应却非常显著。外资只有并购劳动力规模较小的企业才会产生直接的就业创造,但是外资并购会带来较大规模的产业内溢出,通过促进本土竞争企业发展,提高产业的整体就业吸收能力。外资并购的间接就业效应与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大小正相关,并且会在短期内逐步扩大。     

论农民工进城对市民就业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呈多重分割局面。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性两种就业关系。农民工对在城市一类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市民没有直接影响,但存在间接影响;对在二类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市民产生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总体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农民工会对城市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行业细分的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尤为突出。本文选取2001—2010年间我国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的经济发展数据,分别考察了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出口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企业研发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仅对中低技术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具有负的影响,而出口主导型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对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就业技能结构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深化程度的增加将降低制造业高技术劳动力的占比,而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加强将明显提升制造业的就业技能结构。     

外资进入、竞争与性别就业差异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4-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了外资进入是如何通过竞争效应对企业性别就业差异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越高的地区与行业具有越低的性别就业差异，外资进入程度每增加1%，我国内资企业女性就业份额将会增加0.0407%，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抽样偏倚、不同外资范围的界定、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程度衡量标准和控制内生性后依然十分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进入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来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雇佣更多成本较低的女性劳动力，进而降低性别就业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群体影响最大。文章结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将有利于减少性别就业差异。此外，文章也为研究外资进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     

退休年龄延迟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运用2000—201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2007—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2878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退休年龄延迟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年龄延迟能够通过降低老年抚养比,显著增加就业率,对就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建议制定更加灵活、弹性的退休年龄延迟政策;重视退休年龄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异质性,加强对各年龄段劳动力就业的引导,对于劳动力技能进行针对性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利用效率。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市场化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和保障。采用世界银行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将促使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具体表现为：提高员工招聘的教育程度要求、增加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比例以及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进一步分析表明，研发创新和质量认证是促进数字化转型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同信息化水平的数字化转型企业虽然都将延长员工的雇佣合同期限，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注重员工的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主要是开展生产性员工的在职培训。此外，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扭曲问题、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当管制、加强劳动力市场化建设等政策措施，具有推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动态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规模和水平会对我国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积极或消极,而是一个动态过程。根据其发挥作用的阶段性,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其中短期更容易体现就业吸收效应,中期往往出现就业挤出效应,长期则能体现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效应。     

我国城市化对就业影响效应分析——基于1978-2010年的经验数据

利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我国城市化对全社会就业总量、城镇就业量和乡村就业量的长期影响效应及动态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市化与各就业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城市化无论对我国就业还是对城乡就业均存在正向效应,但对城镇就业的推动作用要远大于对乡村就业及全社会就业的推动作用;我国城市化对就业的中短期影响效应与长期影响效应不一致;在中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相对长期而言要较弱,而对全社会就业和乡村就业不仅不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最后,分析了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并就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有效提高我国就业水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劳动力就业与所有制结构分析

通过对不同所有制单位劳动力就业趋势及就业现状分析发现,北京市较大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国有企业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及私营企业规模偏小,外部环境有待改善等影响着劳动力就业,因此,要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育,并将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综合配套改革相结合,促进劳动力就业。     

转型经济中劳动力迁移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建立多项Logit就业选择模型,识别劳动力迁移对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响,并利用2008年9月之后返乡农民工样本考察劳动力迁移的潜在内生性及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发现:由于内生性的存在,导致劳动力迁移效应被高估约8.5个百分点.相比从未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迁移促使农民工返乡后更多地受雇于非农工作,而对自主创业的影响不大.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后提高了非农产业技能,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将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

文章选取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将数字技术创新引入各省份就业技能结构研究框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与就业技能结构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技术创新及其各维度水平提升均可促进就业技能结构优化；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非均衡效应，即相较于落后省份，数字技术创新对先进省份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进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政策体制、优化数字技术创新要素供给结构三种路径以期为数字技术创新优化就业结构提供理论参考。     

论知识经济与就业方式的多元化

正一、知识经济对扩大就业的不同影响1.知识经济对我国就业产生规模化效应。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各种革新的劳动手段代替了劳动力,使得同等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知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企业从简单的手工劳动转为智能化生产。随着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解放,人工的作用逐渐被机器设备代替,工人的需求逐渐被先进机器的广泛应用所代替、抑制,这将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劳动力失业局面的出现。例如:机器人的发明为重型生产提供了新     

就业再选择与劳动力市场效率

本文认为就业再选择是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通过就业再选择使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整体。劳动者进行就业再选择的频度和难易程度,决定企业内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水平。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则必须摆脱“员工属于组织”的传统观念,以员工的就业再选择为出发点,并且,促进劳动者进行就业再选择才是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根本途径。     

技术中性条件下国有工业企业吸纳就业的分解效应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承担着吸纳第一产业所释放的劳动力的作用,但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不断减弱.论文以技术中性条件作为前提,利用劳动力总吸纳量的分解效应模型,对1995-2005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吸纳就业的分解效应做了定量研究,并进行了结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