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稽察特派员制度的若干关系

一、稽察特派员与被稽察企业 的关系 建立稽察特派员制度,既然是一种管理体制、管理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就必然触动到原有格局,涉及到利益调整。如同任何新事物产生一样,稽察特派员制度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关系。而最主要、最能反映本质特征的是,稽察特派员与被稽察企业两大主体之间的关系。摆正稽察特派员与被稽察企业的位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调整其它关系,解决相关问题,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政府名义派出的稽察特派员,享有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承担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保值增值,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监督职能,…     

基层民主与其实现形式关系的理性演绎

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正在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换,这种转换的特点是“渐近式”而非“休克式”的。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之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这两种变迁属递进性变迁而非并列性变迁,即先有前者自发地个案经验,才有后者强制性的推广与安排。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自治”制度已跃为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而以深圳龙岗区大鹏镇为代表的较为民主的“三轮两票…     

浅析会计委派制

建立卓有成效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而会计信息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运转效果，因此，改革旧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已成为当今企业深化改革的矛盾与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提出了数种改革模式，如会计委派制、财务总监制、稽察特派员制等，其中，会计委派制已在一些地区试行，并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实际上“会计委派制”在经济领域中已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了，早在2000年，国家财政部监察部联合发文，提出了“关于试行会计委派制度工作的意见”。到今天，在全国范围内会计委派制已相当普遍了，而且大部分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对国有企业加强监管

现在很多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监管,厂长(经理)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监督他。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在试行稽察特派员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的决定,由国务院向一些大型重点国有企业派出监事会。事实证明,如果企业监事会不是从外部派驻而是由内部产生的话,那是什么也监督不了的。现在对建立企业领导者的激励机制讲得多,例如要实行期权     

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根本保证

市场经济是制度经济，需要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约束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才能有效地避免“道德风险”，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制度安排的供给相对不足，市场“交易费用”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加快政府对制度安排的有效供给，才能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     

民营企业区域聚集的性质、交易成本与策略分析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民营企业的区域聚集是一种制度创新,其经济性质是:民营企业区域聚集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科层制组织之间的“中间性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和科层制组织的替代。因而这种“中间性制度安排”能够在不增加科层制组织管理成本的同时,降低交易成本。最后提出推动民营企业区域聚集发展的策略。     

科学的制度安排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科学的制度安排。运用历史唯物论方法，结合几种社会制度实证地研究了制度安排的差异直接影响持续发展的程度和方法。并通过实例证实制度安排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设计。真正科学的制度安排不是人们凭主观意愿和抽象道德观念出发的随意选择设计，而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避免的”选择。     

简析俄罗斯制度安排和演进趋向

本文认为,俄罗斯基本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被认为是“可控式”的制度安排,它的产生是基于:(1)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2)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其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3)“可控式”的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内容,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     

股份公司监事会制度功能失效的原因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典型特征。为保护股东权益，各国立法均在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中设计了监督机制，较多的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都是“二元制”下的监事会制度。我国公司法制定的“双层制”平行型监督制度，总的来说也属于大陆法系的模式，即设立监事会作为专门的公司监督机关，监事会与董事会是平行的公司机关，共同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制度安排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既不同于美国，又不同于日本和德国。在立法方式上有些接近日本，在监事会人员的构成方面又与德国类似，似乎是“兼采各家之长”。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没有完全按照专门监督机关的理念来设置监事会，造成的结果是法律对监事会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之在实践中，法律上对监事运作程序的疏漏及公司体制转轨中固有的一些问题，使得中国公司监事会的功能失效，形同虚设，并未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     

农业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研究

当前有许多农业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就是农业安排的非均衡性，无论是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的制度安排，还是不适应农业发展的。农业制度安排非均衡都有其内在根源。必须确立科学的农业制度创新的策略及突破制度创新桎梏的措施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方向。     

科学的制度安排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科学的制度安排。运用历史唯物论方法,结合几种社会制度实证地研究了制度安排的差异直接影响持续发展的程度和方法,并通过实例证实制度安排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设计。真正科学的制度安排不是人们凭主观意愿和抽象道德观念出发的随意选择设计,而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避免的”选择。     

论二元财政结构非均衡制度安排及化解路径

中国财政制度安排的显著特征或主要缺陷是城乡“二元”财政结构。其制度安排是“一品两制”及“一纵两横”的非均衡。这种非均衡制度安排，是导致中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不可持续有效供给、“三农”负担沉重、基层财政不可持续、基层治理软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以及农村社会不和谐等诸多问题的根源。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统筹城乡“二元”财政结构入手，研究解决“二元”财政结构下的“一品两制”及“一纵两横”非均衡制度安排问题。     

新时期我国金融经营制度的再安排

当前金融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趋势，中国目前虽然还是分业经营，但在新时期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混业经营。在对金融经营制度进行设计时，应客观认识我国金融经营制度安排的环境，同时用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均衡分析理论作为金融经营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实践表明，我国金融混业的制度选择应该采取“渐进过渡”的方式。     

贫困的合理性与贫困救助过程中的负功能分析

转型期社会机制不完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贫困在社会中存在是普遍的，而且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说明支持贫困的存在，不需要救助，只是贫困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功能。而是说在救助过程中存在着违背初衷的现象，即贫困的社会救助中存在着负效应。例如，出现了贫困陷阱、福利依赖等现象。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而非救助。     

QFII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启示

一、引言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即“合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是指经国内监督部门审批获准直接投资国内股市的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实质上是一种资本管制制度，它是指允许经核准的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审核后可转换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这种制度要求外国投资者要进入一国证券市场时，必须符合一定得条件，得到该国有关部门得审批通过。引进QFII既是开放我国资本账户的一种过渡性质的举措，同时也希望籍此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本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     

二重社社制度结构的因厄——对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一种尝试性诠释

制度结构的特征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选择的空间。中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上的多元与二重的差异性，决定了内生于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在被移植嵌入到中国乡村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强制”状态下单兵推进时，其原来与之匹配的各种制度之间协调演进而形成的均衡机制已不复存在，故而在运行方面出现的合作社的“异化”和“异化”的合作社等困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此探讨或许会有助于政府在倡导新农村建设运动时的制度安排。     

多边共同治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现实抉择

企业治理结构研究的是企业制度安排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企业为谁服务，由谁控制，风险与利益如何在各利益相关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本针对过渡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以“资本雇佣逻辑”和“市场竞争逻辑”缺憾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多边共同治理逻辑”是解决国企治理结构问题的现实抉择的命题。     

中央审计监督与地方财政违规查处*——来自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的证据

本文利用1984—2017年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的设立时间和地方审计信息，研究了中央审计监督对地方财政违规查处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以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设立为代表的中央审计监督与地方财政违规查处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设立之后，地方审计机关增加了移送司法机关案件数和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数。更为重要的是，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专员变更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具有驻地效应。     

现代公司治理的关键——两权分离后的两权结合

现代公司的治理实质上是设计一种制度安排 ,这一安排无论从人员组成、赋予的权力、各自的职能等 ,都是围绕所有权对控制权的约束和监督来设置和规定的。这种监督和约束的起因是由公司法人财产制度造成的两权分离 ;这种约束和监督的目的是使经营者的行为符合所有者的利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现代公司的治理体现了两权分离后的两权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