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异质性与机制——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从理论上厘清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DID的政策评估,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结构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环境对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国家进一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策略、持续优化制度环境等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受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数字化程度等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带动供应链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等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与区际银行竞争——基于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2011—2018年中国银行业区域性价格竞争指标,探索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商业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了当地银行之间的竞争.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大型国有银行相对市场势力的集中和股份制银行相对市场势力的下降;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地区银行竞争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竞争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效应,而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银行竞争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与数字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与科技的紧密结合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低收入群体和落后地区居民以较低成本享受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通过22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从分项指标...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会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在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结构特征.随着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金融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对策研究

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决定着国家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进程,选用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高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北京大学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岭回归模型,实证验证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对高技术产业中处于不同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和地区微观实体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据此,建议政产学研深度联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构建信用评价体系和基于创新项目价值的评价体系;在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等基础上,根据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地区等差异合理布局,不断提升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首先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调节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模型解析数字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利用降低融资约束和推动技术创新两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更高、市场化程度更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促进作用更突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时间以及地区的异质性，在2016年十三五规划颁布后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促进作用更明显。其次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差无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在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少传统的金融排斥和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实现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信贷资源获取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财务可持续;异质性检验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企业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财务可持续的促进作用更有效。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制造业企业财务可持续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能促进企业投资吗——基于缓解融资约束视角

数字金融实现了传统金融与高新技术的深度融合,作为金融市场发展的新产物,其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内生性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改善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融资约束在此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进一步考察投资促进效应的传导路径,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和使用程度越高,对企业投资起到的积极作用就越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引擎。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传导途径间接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对此,未来应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多角度深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潜能、制定差异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我国新兴的金融模式,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备受关注,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积极的影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对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大于东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来发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新型农村金融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

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传统银行为主导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已发生深刻变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整理得到的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东部地区和农村金融规模大的地区,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减弱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