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CEO金融背景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

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其特征必然会反映到企业投资决策中,这为研究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此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本文考察了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金融背景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且银行背景CEO产生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渠道检验发现,CEO金融背景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在丰富高管金融背景与投资效率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8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模型分析在金融发展调节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越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力度,但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会起到负向调节作用;(2)宏观异质性分析发现,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存在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3)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确实存在倒U形非线性影响,并且只有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和技术人员占比较高的企业中金融发展的抑制效应才会显著,而在是否"两职合一"企业中却没有显著差异.     

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视角

IPO超募资金作为超预期现金流,其可能通过调整管理者的心理预期而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活动。鉴于此,本文利用我国2009—2018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区分环保投资类型后发现,这一抑制效应仅存于生产相关的环保投资中。研究还发现：管理层乐观预期和管理层过度自信是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地区环境监管和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企业环保投资,且环境监管和金融发展可以弱化IPO超募资金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IPO超募资金对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中更显著。本文结论为合理评估现行超募资金管理制度所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提供了新视角,对健全绿色经济体系、推进实体企业绿色发展也具有政策启示。     

CEO自由裁量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还是抑制

自由裁量权作为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基础,是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控手段。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管家理论在我国实体企业中具有适用性,CEO自由裁量权与企业金融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实业投资及股东社会责任在这一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由裁量权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负向影响在过度金融化、代理成本高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引导企业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采用权力机制治理过度金融化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参考。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不确定性的视角北大核心

金融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金融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国际金融危机时间窗口后结论依然成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实物期权为主渠道不同,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金融摩擦为主渠道,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信贷可得性抑制企业投资;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订稳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

本文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限制银行信贷影响企业从事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进而抑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企业金融化"。本文以2000-2016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增长率,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回归主营业务,避免经济脱实向虚。考察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本文发现,相比于准备金要求,贷款价值比工具对降低企业金融投资增长率的作用更显著。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银行信贷是宏观审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部分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