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转型期的内蒙古不应简单否定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而是应当从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在肯定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摒弃传统的单纯追求投资规模扩张的“外延增长”战略,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结构转型相结合,逐步解决投资来源单一、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方式粗放和投资率偏高等问题,通过提升投资驱动质量,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冲击效应——基于总量与结构双重视角

本文构建了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与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我国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并从总量与结构双重视角考察了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从总量视角来看,各时期税收的增加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商品税的增加在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复苏时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而在经济平稳时期具有促进效应,各时期增加所得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据要素驱动与居民消费倾向提升：机理研究和路径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促进型转变成为必然。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疫情冲击之下更为凸显，然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深入产业链各环节使得数字化技术得以普及，并延伸至居民生活，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为了厘清数据要素驱动下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经济机理，本文将数据要素成本、数字化技术与数据质量外生冲击引入包含互联网平台主体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消费、投资、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倾向等变量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数据要素成本降低加剧产品市场价格竞争，短期降低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则通过收入效应拉动内需增长效率；数字化技术创新通过要素重组升级引致的效率变革增加消费者相对收入、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数据质量改进短期促进投资、挤占消费，降低居民消费倾向，但长期可缓解厂商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数字化技术创新在促内需长短期效应俱佳的同时，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损失最小。     

论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效率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

从技术创新与进步促进投资效率的角度,建立一个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的微分方程组模型,求解后可以得到持续经济增长以及低、中、高收入陷阱的产生条件。结果表明：对于研发效率、研发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研发成果驱动经济效率较高的国家,其经济更容易实现持续增长;而对于无法满足持续增长条件的国家,其国民收入存在理论的最大值,这意味着其经济发展最终将会陷入停滞并陷入对应的经济增长陷阱。     

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评述——基于无形资产经营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知识外溢、研究与开发、创新等无形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问题.为了探讨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分析了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产品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等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指出了无形资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知识...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及政策思考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规模效应渠道和金融结构效应渠道。本文基于跨期最优化条件,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分析了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合1994－2009年的数据,运用门槛回归（ TR）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受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相对落后和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在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影响渠道超过“临界值”时,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显著降低。因此,积极探索和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加快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化农村金融供给,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银行利润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5～2021年省域层面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水平下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存在单门槛效应，在适当的金融规模和合理的金融结构下，银行利润增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规模或金融市场规模占比过大，银行利润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金融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金融效率的持续提升，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     

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金融科技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本文利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对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2）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投入是金融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3）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金融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边际递减,一味地发展金融科技未必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4）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不同维度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金融科技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域差异特征。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将金融科技发展控制在合理区间,确保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面向自主创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及增长驱动效应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考量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三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00-2015年区域发展战略及增长驱动效应.结果表明:三个创新示范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力推动了该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驱动作用显著.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显著,而创新机制的作用力不显著.因此,进一步完善创新机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根据我国2007—2021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有更大的乘数效应;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更大的乘数效应;技术进步（非能源偏向性技术占主导地位）促进二氧化碳排放,而二氧化碳排放对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且技术进步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路径依赖效应明显。因此，我国应积极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创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改善能源消耗结构等完成减排目标。     

新常态下的新姿态

国际市场呈现温吞特征,内在压力将成为常态。我国外贸必须培育竞争新优势,以适度稳定增长的新姿态适应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我国外贸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标志的     

劳动收入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能够清晰划分区制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不同劳动收入税负水平的表现.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劳动收入税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劳动收入有效税率门槛值分别为0.096和0.126;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非线性的,劳动收入税对其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抑制作用具有随税负上升而减弱的趋势.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吉林省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21年吉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BVAR模型,对吉林省政府消费支出、吉林省居民消费支出、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和吉林省贸易净出口额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力量进行测度。从而找出在新发展格局下影响吉林省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驱动力量。实证结果显示,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和吉林省政府消费支出对吉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大,而吉林省居民消费支出和吉林省贸易净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太明显。可见,当前消费、投资和出口对吉林省经济拉动作用最强的仍是投资,吉林省当前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仍相对较高,而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有待提升。因此,在经济新常态阶段,吉林省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应通过“积极顺应国内大循环,努力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这一理念,引导和改善省内消费结构,发挥一带一路的地缘优势,从而不断提高吉林省经济发展动能,实现吉林省全面振兴。     

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消费的驱动效应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更加重视国内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模型(LMDI)对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驱动效应.将驱动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三个维度,结果表明:城乡低保的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城镇低保的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低保的规模效应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城乡低保的结构效应和农村低保的效率效应都有待提高.因此,应采取扩大低保资金投入规模,缩小低保标准的城乡差距,制定合理的低保给付标准等措施以改善低保的驱动效应.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总体上看正向效应要大于负向效应,但是影响力在不断减弱.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金融结构效率和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民收入增加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增收效果最为明显,但是长期效果有待提高,而农村储蓄率上升则对农户增收有不利影响.只有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才能充分发挥金融对农业的支持作用,从根本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基于SVECM的我国经济增长动态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实证分析1990-2008年我国投资、消费、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消费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冲击均高于投资和进出口,消费对投资冲击大于投资对消费冲击,消费和投资未产生相互挤出效应;经济波动以消费为主,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显著增强.     

金砖国家证券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下通过开放经济下的拉姆齐模型在理论上得到了证券市场开放后的经济收敛速度要大于封闭时的经济收敛速度.进而对金砖国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本国证券市场和允许本国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金砖国家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短期和长期同时存在,短期增长效应要大于长期增长效应2采用证券市场渐进开放模式的国家增长效应要大于采用激进模式的国家;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会对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差异,股票市场活跃的国家相比股票市场欠活跃的国家在开放证券市场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效应;银行业发展水平、政府制度水平和投资环境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未造成明显差异,这可能与选取的样本有关.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 1980-2000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而在东、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上述结果主要是由于体制转型、金融部门规模不经济以及“门槛效应“约束等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