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

本文认为就世界经济层面来分析，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但就中国而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从较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一个多流派、多元化、多学科兼收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经济学园地，应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营养库。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处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它们也有其存在合理性，它们的科学成分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借鉴与吸收。     

演化经济学: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

直到今天，许多人仍意想不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的终结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个重要后果．21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又将重现19世纪下半叶经济学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将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由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锁定了美国许多“顶级”大学的经济学院，演化经济学在美欧的发展仍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这就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后来居上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中国学者应该发挥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神，推动演化经济学在中国获得原创性的大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问题

当代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不应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也不应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必须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才能实现发展创新。     

理性经济人思想的中西历史比较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一般认为是由古典经济学的缔造者斯密提出，并逐渐发展的，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先贤有类似论述，二者的比较不仅有利于对中国经济思想遗产进行认识和定位，也有利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本文的主旨正在于此。     

文化传统与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特色，这已成为共识。日本的经济体制及其管理经济学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经济学也应当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本文提出了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经济学的几点设想，以及西方经济学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经济学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历史考察与中国情境

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对立是历史的产物,是19世纪未以来随着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上升和职业经济学家共同体的建立而出现的.在任何情况下,非主流经济学的存在都是非常必要的,多元主义是避免理论僵化的前提条件.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展开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出现了三种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我们必须反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但没有必要强调其他范式要占主流地位.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问题导向而不是范式导向的,这是由社会实在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义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     

江财学人

陶长琪，男，1967年8月22日出生，江西临川人，江西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首席教授，经济学博士，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陶长琪教授于1990年12月从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于1998年9月——1999年7月公派到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做访问学，于2004年6月获得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两种发展方向

20世纪末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量借鉴和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工具和研究方法。可将其归纳为两种融合方向：通过使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化；与西方异端经济学融合，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同时实现对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这两种方向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同时具有牛顿主义经济学和达尔文主义经济学两种研究传统密切相关，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应从中获得启发。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学派的建构探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 第四届年会观点综述

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日前成功举行。本届年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学派研究为重点,同时就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核心价值与使命担当、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学派提出的时代要求、域观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传统文化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中的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关涉的热点议题以及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创新路径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对我国转型期经济学理论体系哲学底蕴的探讨

从科学性角度来说,经济学方法论就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保证。本文通过考察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指出其困境,但解决的办法不仅仅是就事论事,急功近利的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而是力图从经济学的哲学底蕴——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以期激发出中国经济学理论背后的某种决定性的力量,并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于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论城市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经济学在内涵与外延、形式与内容上都已有长足的进步和超越性的发展，未来经济学必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突破和飞跃。本文探讨了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分析了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和全面的影响。同时阐述了城市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及其与新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兼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比较,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个系统,有抽象,中间,具体三个层次之分：第二,低层次的研究对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三,低层次的研究对象是国别化的,提出了要创建我们自己的“中国经济学”,必须建立一个动态化,国别化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系统。     

空间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分离与融合

从空间经济学发展历史来看，空间经济学发源于一般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运用一般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经济空间。由于经济空间的复杂性、独特的结构与不可完全测度性，二者开始分离，然后不断融合，但是空间经济学还没有完全融入一般经济学。空间问题成为经济学的前沿，二者的完全融合有待于双方的进一步的发展。     

从福利经济学演进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早期的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新进展四个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也就是对福利经济学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看，我们尤其需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萨缪尔森的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新福利经济思想和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国福利经济学思想的一次历史的科学总结，以福利经济学理论观照之，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人民福利水平不断提升。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演变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对早期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　学、新福利经济学及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作以简要的评述。     

樊纲的经济思想——从樊纲的学术思想历程看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的经济思想历程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大舞台上逐步展开的。其所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主要是总结了现代经济学的成果;《"苏联范式"批判》一文,是对束缚改革实践的教条的宣战;《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则是第一次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尝试,实现了从学习西方经济学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跨越。因应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提出的理论需求,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分析",樊纲开展了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为1996年出版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     

西方早期的法和经济学思想

法和经济学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既有从法律视角对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又有从经济学视角对法和经济学进行的研究，不同视角的研究拓宽了法和经济学研究的领域。     

经济学的本质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人与经济活动的科学，应该以人为主体和中心来展开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就应回归经济学的本质。以人为研究起点，把人的意义带回经济学中来，这是中国经济学增强其理论根基、拓展其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研究的视角，要避免产生认识上的误解，不能把经济学看成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学，更不能视其为抽象的人主义。     

西方经济学心理基础与中国经济学思维本土化--经济人假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探析

现代主流经济学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而中国社会的文化伦理和现实环境却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中国经济学人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很难做出相应贡献的根本原因。正因为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贵在思维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心理基础与中国经济学思维本土化——经济人假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探析

现代主流经济学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而中国社会的文化伦理和现实环境却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中国经济学人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很难做出相应贡献的根本原因。正因为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贵在思维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