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证券短线交易法律制度的现存问题与对策

起源于美国的上市公司内部人短线交易(short-swing trading)收益归入权制度,是证券内幕交易法律规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对上市公司内部人的短线交易收益予以归入这一威慑手段,建立内幕交易的事先防范和吓阻机制,以维持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公正性和公平性的信赖,保障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试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视角,在对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制度、司法和监管实践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境外成熟市场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短线交易法律规制制度的若干建议与对策。     

上市公司高管违规短线交易行为研究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含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者)的短线交易行为进行了研究:(1)上市公司高管的短线交易能获得超额收益吗?(2)不同职位的高管获得的收益具有差别吗?(3)高管为短线交易行为提出的辩解理由是真实的吗?基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数据,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上市公司高管的短线交易行为能获得超额收益;尤其是监事的短线交易行为更多、"择时"能力更强;未说明原因的短线交易行为(即默认故意实施的短线交易)与"对相关规定不了解"这两种具有主观意图的短线交易都能获得超额收益,而"误操作"导致的短线交易平均而言未能获得超额收益,这意味着高管提出的辩解理由整体而言是真实的。     

归入权性质探究

归入权是证券交易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功能是解决短线交易的收益归属问题,同时确保整个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为了更好的发挥归入权的作用,应当首先界定归入权的性质,这是研究归入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但是现今对归入权性质的问题,论述较少,争议却有很大,从有限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今学界对于这个问题产生了形成权说、请求权说、形成权兼具请求权说及无意义说,本文拟在对各个学说进行评析的基础上,以归入权的作用为参考,提出见解,清楚地界定归入权的性质。     

上市公司违规短线交易行为分析

违规短线交易扰乱市场秩序危害投资者权益,其存在增加市场的不稳定性。那么分析其认定方法和其存在的原由,以及高管辩解理由与惩罚力度变得十分重要。     

论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私人执法规则之完善

相较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更大,我国上市公司集中的股权结构也更容易导致非公允性关联交易的发生。在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私人执法规则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有必要理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私人执法规则,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私人执法规则不仅包括《公司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归入权制度、关联交易合同效力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同时还应结合证券相关法规中针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各种规定进行适用,其中包括关联交易的界定、信息披露和审议程序以及特殊的诉讼制度。     

论证人特免权制度的法律构建

有关证人特免权,目前为止尚属我国证据制度的立法空白,赋予证人一定条件下的特免权既是完善人权保护制度的必要环节,也是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必要条件。但必须对其构建的价值基础进行剖析,科学合理的建立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作证特免权。     

《公司法》与《信托法》归入制度比较研究——《信托法》归入制度的完善

通过对《信托法》中归入制度的法理解析和法条分析,将其深入地与《公司法》中的归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窥见《信托法》中归入制度存在"受托人禁止行为"的规定过于简单,"利用信托财产"的规定有歧义,"归入民事责任"的规定欠缺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对《信托法》归入制度的立法提出几点建议,详细规定"受托人的禁止行为",明确"利用的信托财产"为受托人所管理的信托财产及相关民事责任的完善等,以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进而有序地开展信托法律活动。     

《公司法》与《信托法》归入制度比较研究——《信托法》归入制度的完善

通过对《信托法》中归入制度的法理解析和法条分析,将其深入地与《公司法》中的归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窥见《信托法》中归入制度存在"受托人禁止行为"的规定过于简单,"利用信托财产"的规定有歧义,"归入民事责任"的规定欠缺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对《信托法》归入制度的立法提出几点建议,详细规定"受托人的禁止行为",明确"利用的信托财产"为受托人所管理的信托财产及相关民事责任的完善等,以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进而有序地开展信托法律活动。     

从泛美卫星案看中美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内法适用

泛美卫星公司的所得有可能归入三种所得形式之中:营业利润、租金与特许权使用费。根据《中美双边税收协定》,可以将该笔收入归入特许权使用费,但根据中国法律,应当归入租金收入。根据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双边协定,中国取得征税权。依据中国税法,无论根据什么类别时该收入进行征税都是符合双边协定的。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从一个真实的案例谈起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我国民事优先购买权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权利,以这一权利为基础的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也成为了中国特色房屋租赁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现今社会,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对于承租人过分的保护在现实适用中渐渐显示出其不适宜性和不合理性。     

杞人忧天与碳排放权交易

当前,我国应加强对气候的研究,包括气候对政治经济影响的研究,以把握未来在气候谈判中的主动权,否则,可能受制于人。其次,探索建立碳交易制度也是必要的。当然,建立强制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能超越了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但是,建立自愿性碳排放权的"实验"交易平台,以培养碳排放权交易与管理的方面的人才,并进行相关制度探索很有必要。     

征信立法:信用权的保护与征信权的规范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信用缺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征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征信法律制度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征信机构征信权和被征信人信用权之间的博弈,而这场博弈的均衡点在于对征信权的规范。     

试论职务行为相对人的正当防卫权——关于能否对违法职务行为进行正当防卫的辨析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水平的不断提高,认为职务行为相对人对于任何职务行为一概不享有正当防卫权的观点已经不利于职务行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文通过解读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提出赋予职务行为相对人以合法的正当防卫权,从而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和保障职务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融资融券试点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完善——基于投资者权益保护视角的分析

融资融券交易试点正面临制度完善的重大课题。本文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视角对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制度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我国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制度安排、制度缺陷和政策建议。本文率先尝试评价了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制度体系,发现其制度机制基本保障了投资者融资融券交易的市场准入权、资产安全权、广泛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服务保证权和投资收益权六项合法权益;从投资者权益保护角度看,虽然试点制度层次清楚、基本完整,但结构失衡,效率不足;建议出台长远规划,推进转融通制度,调整市场准入制度,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评价制度,并扩大试点范围,提高效率。     

我国生态产权市场化管理模式研究

本文认为,要切实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仅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从源头解决我国生态建设的激励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走出公共所有、政府管制的计划供给的模式,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运行基本上还停留在"公"权"市场"阶段,整个自然资源产权市场还没有真正发育起来。因此,我国的生态产权市场制度必须从产权界定、交易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制度安排等三个层次上采取有效的对策,构建生态产权市场的"公"权、"私"权的混合产权市场模式。同时,为保障这种市场模式的有效运行,还必须从政府规制、企业制度改革、市场交易制度完善以及确保市场制度有效运行的法律制度和生态伦理建设上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     

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之救济制度研究

刑事审前程序是我国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两难一险的频发时期,主要原因是审前程序是收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期,而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在构造上不具有基本的诉讼形态,没有形成那种有中立的裁判者参与、控辩双方平等交涉的司法格局,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缺乏必要的救济制度。本文主张在审前程序中确立预审法官制度,为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提供救济。     

论举证释明视野下的证据失权改革

证据失权制度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自2002年4月1日实施以来,一直面临较大阻力,实践表明由于我国现阶段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差,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况非常普遍,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严格执行,学界也开始出现相反呼声。笔者认为应当改革我国的举证释明制度作为贯彻证据失权制度的出路。     

土地资本化与农村金融创新机遇

正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一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农民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从而拥有土地的发包权和处置权,而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和转包权。这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农村土地制度,由于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从而     

论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制保障

就业妇女生存权的基础,也是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条件,平等就业权作为妇女的一项基本人权,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对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完善我国保护妇女平等就业权的现行法律制度,加强对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制保障,对于推动我国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法官阐明权与调解的关系新探——以比较法中证明责任为视角

阐明权是阐释者(司法者)与立法者的调和,社会激励机制要求双方当事人有正确的诉权意识,积极的准备防御进攻,这正是司法改革中本土资源的发掘,又是现代意识的觉醒.本文从探析阐明权与调解的关系入手,比较分析两大法系的具体制度中确立阐明权的意义所在,以及阐明权制度的确立与纠纷解决多元化的关系.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相信通过阐明权与调解制度的比较法分析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的达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