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公司型风险投资增加了新创企业的价值吗*

本文以我国中小板2007-2014年间有风险投资机构参与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司型风险投资机构对新创企业价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独立风险投资（IVC）相比,公司型风险投资参与的上市公司在IPO时获得的估值较低,并且在上市短期（1年）内的经营绩效较差。而当公司型风险投资中的母公司与新创企业之间存在战略协同时,会对公司的价值增值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且这种正效应并不完全来自于CVC卓越的项目挑选能力。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促进我国公司型风险投资更好地发展。     

行业垄断势力、战略变化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笔者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通过采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共465家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战略变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行业垄断势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成长期的企业对战略变化有较强的耐受力,积极的战略变化可以带来良好的绩效;成熟期的企业战略变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对战略变化的耐受力较成长期企业明显降低,更适合循序渐进的战略变化;衰退期的企业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战略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行业垄断势力可以弱化战略变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企业资源对新创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公司创业投资（CVC）是企业外延式发展的主要路径,主要发生在大型成熟企业。近年来,我国创业板新创上市企业发生的CVC活动也比较活跃,企业资源成为影响企业选择CVC战略的重要因素。以2009-2011年在创业板上市的204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其从上市至2014年12月31日之间参与的CVC数据,分析企业技术资源、财务资源和商誉资源对新创企业CVC决策的影响。通过二分类Logit实证检验发现：技术资源对新创上市企业选择CVC战略具有积极影响;充裕的现金流对新创上市企业选择CVC战略具有促进作用;商誉资源对公司创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关系质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机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嵌入性视角，分别引入知识转移、合作模式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深入探究关系质量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内在机理。利用277份来自全国多地的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型和社会型关系质量均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社会型关系质量通过元素知识和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在契约治理模式下，经济型关系质量更倾向于通过元素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在股权治理模式下，社会型关系质量更倾向于通过架构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绩效。     

企业资源对新创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制造业的分析

公司创业投资(CVC)是企业外延式发展的主要路径,主要发生在大型成熟企业。近年来,我国创业板新创上市企业发生的CVC活动也比较活跃,企业资源成为影响企业选择CVC战略的重要因素。以2009-2011年在创业板上市的204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其从上市至2014年12月31日之间参与的CVC数据,分析企业技术资源、财务资源和商誉资源对新创企业CVC决策的影响。通过二分类Logit实证检验发现:技术资源对新创上市企业选择CVC战略具有积极影响;充裕的现金流对新创上市企业选择CVC战略具有促进作用;商誉资源对公司创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创新网络架构特征组态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

创新网络为各类创新主体的资源共享、互动交流、知识转移等活动提供平台,是企业拓展知识边界,进而实现高效创新的重要途径。在提取影响创新网络架构多样化、技术水平、地域跨度和闭合性4个条件变量的基础上,以高质量知识转移绩效为结果变量构建概念模型,同时,收集63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识别出3类创新网络架构特征组态并揭示其核心特征。研究发现,企业可通过搭建延伸互通型、行业区域联盟型、精准互通型等创新网络架构获得高质量知识转移绩效。研究结果不仅可为企业获取高质量知识转移绩效提供差异化路径,而且可为企业高效构建复杂创新网络架构提供参考。     

外部知识溢出、研发双重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开放创新的背景下,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溢出是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外支撑.本文基于扩展的吸收能力模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地区专利数据,考察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研发支出具有直接促进创新和增强吸收能力的双重效应,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受到其自身吸收能力的调节.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研发支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既依赖于知识来源和知识复杂性,也依赖于市场化改革进程、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行业知识生产活跃度和行业要素密集度.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政策提示作用.     

基于《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的医药全行业绩效评价及预测

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基础,对行业的发展能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通过计算医药工业全行业、化药制造业、中药材及中成药制造业三个领域全行业综合绩效发现,2008—2014年,中药材及中成药制造业最优,医药工业全行业次之,化药制造业最低。同时通过灰色关联GM（1,1）模型对医药行业绩效进行预测可知,未来五年医药全行业绩效均呈上升趋势。     

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因素识别、组态构型与突围路径——基于fsQCA的多因素组态分析

当前,疫情突发、制裁频发及逆全球化问题使外部环境日趋不稳定,科技企业孵化器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其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如何转型升级,成为学界与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数据挖掘与QCA分析法,探究科技企业孵化器高孵化绩效的关键因素与组态构型,提出后疫情时代科技企业孵化器突围发展的路径选择。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绩效受政策倾斜、科技创新、孵化器规模等外部因素以及资金、人才、技术及关系服务等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②科技企业高孵化绩效存在资源、产业、创新及综合驱动4种组态构型;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可转型为资源驱动型孵化器,又可发展为技术驱动型孵化器,也可优化为产业驱动型孵化器,还可升级为综合驱动型孵化器。     

产业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从高技术产业总体来看,产业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长期与短期均衡关系,且二者均为正相关关系;（2）从高技术产业五个细分行业来看,产业集中度对各行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显示出较大差异,在医药制药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中,产业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行业中,产业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出负相关效应。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条件组态路径对比研究——企业资源视角

企业转型升级进程实质上是资源有效组织并产生组态效应的过程。资源集合既可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也可能导致转型失效。从成功转型和低效失败的正反视角,通过对45家制造企业案例的实证和对比研究,分别得出高低转型条件（资源）组态路径、成功转型要点以及失败转型注意事项：创新资源主导性和融资能力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改变供应商集中度是实现其它资源因素协同的有效路径,创新缺失和资源错配（企业规模、知识技术密集度、供应商集中度）易导致转型升级低效。研究结论丰富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可为新时期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构建并避免低效提供对策建议。     

内源服务投入能提高企业绩效吗

内源服务活动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本质,而投入服务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外源服务投入,鲜有涉及内源服务投入.以2007-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内源服务投入的特征事实,并实证探究了内源服务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从事服务活动的员工占总员工的比重逐年递增,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最高.同时,内源服务投入强度不断增加,且高技术行业的投入强度大多高于低技术行业.(2)内源服务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关系.目前,大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位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亟需进一步增加内源服务投入,以达到曲线的上升阶段,最终实现提升企业绩效的目标.(3)内源服务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依赖于行业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及所有制类型等特征.以上经验证据从内源服务投入的角度为制造企业制定服务化决策、解决"服务化困境"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企业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的分析

基础研究可以为企业带来大量新颖性知识,是企业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基于知识理论,分析企业基础研究广度和深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企业桥接科学家的中介作用及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利用2009—2019年科学导向型中国生物制药行业80家企业专利申请和SCI论文发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基础研究广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基础研究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企业桥接科学家在基础研究广度、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企业技术知识整合能力可以强化基础研究广度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正向关系,削弱基础研究深度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     

CVC投资模式对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公司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通常发生在技术变革快速、竞争激烈的行业。大公司利用CVC,可以获取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识别新机会和发展商业关系,在实现公司技术创新绩效战略目标的同时提升财务绩效。由于投资动机、组织者背景和机制等不同,在实践中形成的不同CVC投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基于CVC投资模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提出研究假设,并以CVC比较活跃的腾讯、阿里巴巴等12家上市公司2013-2018年参与的918个CVC投资事件为样本,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就CVC投资模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CVC投资模式对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②联盟模式对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显著优于附属创投和委托投资模式;③大公司应结合自身资金、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应的CVC投资模式。     

企业外部知识获取路径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企业获得外部知识的路径,建立了外部知识获取路径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模型,并以我国86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对外部知识获取路径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给出了相关结论。     

论制造业外来员工培训教育与企业绩效

外来员工是制造业企业的重要劳动力,外来员工培训教育政策对外来员工和制造业企业同时存在影响。文章对外来员工培训教育政策、城镇化水平与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外来员工培训教育政策和城镇化水平对制造业绩效会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