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湖北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冲突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即“三生”空间）冲突定量研究能够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提供理论支撑。基于1990、2000、2010和2020年四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采用转移矩阵和空间冲突综合指数模型，对湖北省“三生”空间冲突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采用GWR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三生”空间冲突演化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湖北省“三生”空间分布格局整体上保持一致，其结构呈现出生产空间减少、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增加的趋势，以农业生产空间减少、工业生产空间和城镇生活空间增加最为显著。(2)研究期内湖北省“三生”空间平均冲突水平由0.63上升到0.67，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较弱及弱空间冲突占主体地位，较强和强空间冲突增加最为显著，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由点状零星分布发展到面状集聚分布，表明局部地区人类干扰活动持续增强。(3)土地利用强度、坡度、距地市中心距离、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高程是湖北省“三生”空间冲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不同地貌类型区各因子交互作用增强效应差异显著。未来湖北省应在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上，结合“三生”...     

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

基于“格局—过程—影响—可持续性”的研究思路,探究了2000—2018年京津冀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显著,各用地类型间发生了复杂的土地利用转移,其复杂性体现在不同时期内地类主要的转化方向和速度不同,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转化方向不同;都市圈内生产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增加,生产空间大量转为生活空间是土地利用转移的主要趋势;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分布呈“双轴一主一副”格局且较为稳定;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效益低下是推动“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制约“三生”空间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问题分别为耕地严重流失和农村生活用地比重过大,应通过基本农田保护、农业技术革新以及土地整治等政策规划和技术的提升优化“三生”空间利用与布局。     

我国农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我国农区人多地少、产业发展滞后,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入探讨农区城镇化格局与发展要因对于推进农区城镇化进程十分必要。以河南省为例,综合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2000—2010年该省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10年间,河南省县域城镇化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且表现出"高慢低快"(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增长缓慢,城镇化率低的地区增长迅速)的趋势,县域间城镇化率差距不断减小;河南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而独立区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别是低水平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缺乏高水平城镇化集中区;人口密度、人均GDP、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等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河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1975年以来新疆县域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异研究

以1975-2010年8个年份的县域产业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方法(ESDA)对该时段新疆县域产业结构发展格局的时空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空间格局来看,新疆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显著,并呈现出以2000年为拐点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五五”时期以来,主要分布在北疆、东疆的产业发展热点区域由单一的核心区域向东扩展为三大核心区并列(“克拉玛依—奎屯—乌苏”、“乌鲁木齐—昌吉”、“哈密—吐鲁番”),进而连接形成天山北坡优势产业带;但“十五”时期以后,产业带又收缩为原有的三个核心区.新疆冷点区域主要集中于西南部,其范围呈现出2000年以前不断向东扩张到阿克苏、和田东部地区,而2000年以后又开始向西退缩至和田西部、喀什地区.总体来看,沿东北到西南方向,新疆产业结构的集聚分布呈现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冷点区”的阶梯环形带,并有按梯度推移模式扩展的趋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区域政策环境是促使产业结构时空格局发生演化的重要因子,其中改革开放和自1999年底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新疆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洞庭湖区土地利用强度演变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研究土地利用强度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对科学调控土地利用格局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洞庭湖区的部分区域作为研究区,基于2000、2010和2018年的遥感影像,在空间网格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InVEST、CASA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200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LUI）时空演变与食物生产（FP）、生境质量（HQ）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三项服务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8年,研究区LUI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过程,且增大幅度较显著。(2)2000—2018年,研究区三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各具特点。研究期间,单位格网FP服务呈现出增长趋势,但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小;HQ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以洞庭湖及沿岸河流、东部与南部山地丘陵区为高值集中分布区,而在地形平坦、人口经济活动较密集的城镇地区其生境质量较低,HQ下降的格网数占比约96.79%,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HQ呈现恶化趋势;NPP的时空变化幅度较大,2000—2018年,约74.86%的格网上NPP服务增长为正,约17.43...     

基于脱钩理论的城市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利用2000-2010年重庆市40个区县的建成区面积增加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人均CDP和三、二产业比值的历史数据,对城市扩张速度的时空演变规律与特征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脱钩研究,判断二者关系在未来的变化趋势,以期为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参考.研究表明:①2000-2010年,重庆市城市扩张的增速较快的区域表现为由“一圈”向“两翼”扩散的态势,且扩张速度较快的区县在空间上表现为“集中连片”的形态,城市发展的涓滴效应和规模效应逐步显现.②2000-2010年,重庆市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的由“一圈”带动逐渐转变为“两翼地区”带动,城市生产力表现为随主城区距离增加而不断减少,“环主城区”成为承接“主城区”产业转移和“两翼地区”人口流动的功能性区域.③根据扩张性复钩或强复钩与城市扩张速度高度关联的研究论断,以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工业产业的空间布控可以实现人口的有序疏导.④根据扩张性复钩与城市扩张速度的耦合性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不断增强的研究论断,城市扩张速度越快,其对区域生产力水平的依赖程度越高,适度调低CDP增速,可以控制城市无序扩张、提升城镇化质量.     

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分异及演化

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构建旅游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状态空间法,分析2000—2018年洞庭湖区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的时空分异及其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洞庭湖区旅游产业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整体水平偏低;城镇化指数呈现明显快速上升态势,整体水平较高;生态环境指数大致呈"W"型变化趋势,且整体水平偏低;旅游城镇化指数不高,均值为0.3737,大致经历了3个变化阶段,基本上与城镇化指数变化一致。②城镇化指数旅游产业指数生态环境指数,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同城镇化和旅游产业子系统具有高度协同性,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具有反向性,反映出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产生了强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城镇化指数的整体提升。③近20年来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旅游产业指数和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湖区中部县域较低,外围县域相对较高,基本上形成以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3个县域为中心的环带状分布。生态环境指数的地域分布格局表现为湖区中部县域明显高于外围县域,基本上形成以沅江市和南县2个县域为中心的环带状分布。旅游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城镇化指数、旅游产业指数的格局基本相似,与生态环境指数的格局基本相反。④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条件、城市发展历史和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战略及政府政策等是驱使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黄河流域"三区空间"演化特征及机制

以时空维度对2000、2010、2020年黄河流域438个县区的土地利用及“三区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选取演化方向、演化规模和演化位置三个维度研究“三区空间”演化机制。结果表明：2000―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空间不断侵占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空间破碎化明显；农业空间在城镇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双重侵占下规模锐减；生态空间在中游地区明显优化，但上游有所退化；黄河源区、“几字弯”地区、“潼关―入海口”沿线是“三区空间”交叉转换的密集区。“三区空间”演化结果由演化方向、演化规模和演化位置共同确定，三个维度同时受到文化、政策、经济、人口、地理区位和工程技术等多因子制约；不同类型空间的演化机制有所区别，各因子的作用强度在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     

基于GIS的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化

京津冀地区是国家的重点发展区域,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和建设成为研究热点。文章以区域新型城镇化作为研究对象,将GIS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选取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21个能够反映新型城镇化的指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系统地测算了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差异,1995~2010年空间差异不断减小;(2)张家口、承德地区是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低地";(3)1995~2010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区域增长极存在由"北京+天津"两极向"北京+天津+石家庄"三极转化的趋势。     

考虑环境效应的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格局及驱动因素异质性

以长三角地区作为案例地,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模型定量测度2000—2016年考虑环境效应的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水平,基于ESDA模型研究2000年以来长三角城镇化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揭示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演化驱动因素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0.5679,0.5913]要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0.5849,0.6141],城镇化效率东—西方向上递减,南—北方向上呈倒"U"字型格局。②2000—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效率全局表现空间集聚分异特征;局部上城镇化效率H-H集聚区分布在苏锡沪,并不断向杭州演化,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浙江舟山、台州和安徽安庆、池州。③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及市场化程度可有效解释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格局演化,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效率影响在江苏扬泰、安徽铜池表现更为强烈,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对沪苏杭的城镇化效率影响具有局部优势,而科技水平对浙江舟台地区存在较弱的驱动效应。     

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以北京市为例,利用1985、2000和2010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从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转移方向等方面,揭示了北京市1985—201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相关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1985—201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林地面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耕地面积、水域面积减少较为迅速,建设用地扩张最为明显。21985—200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0.99,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为平缓;2000—201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1.64,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度呈加速趋势;从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来看,林地与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不断提升,由1985—2000年间的0.1383%、3.7808%增长到2000—2010年间的0.2078%、4.0088%;耕地、草地、水域面积不断减少,其中水域面积的减少速度最快。3从转移矩阵来看,1985—2000年,74.54%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13.30%、11.24%的耕地转化为林地与水域;2000—2010年,耕地依然是各类用地增量的重要来源,建设用地向其他类型用地的转化面积是前一阶段的13.8倍。4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府政策等方面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     

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出发,以长江经济带13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集聚态势减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溢出效应。其中城市面积、教育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正向影响,且目前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湖北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协调发展研究

县城联结城乡，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县城城镇化高质量与协调发展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63个县城为研究对象，从“业—地—人—态”4个维度解构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内涵，揭示其在2015—2020年的时空演化与空间关联特征，探索县城城镇化多维协调发展状态，厘清制约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表明：(1)湖北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维度间差异较大。区域差距虽持续缩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湖北省中部县城城镇化质量普遍高于东部、西部以及外围县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区域间权衡博弈现象明显，尚未形成区域发展合力。(3)县城城镇化各维度间的协同性持续下滑，低水平耦合在局部地区集聚。县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稳步改善，但仍任重而道远。(4)湖北省县城城镇化问题复杂，县城发展阶段一致性较差。障碍因子呈“首位集聚，末位分散”特征，需有的放矢，差异化调控。     

中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动力机制与发展评价

论文在对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驱动力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文旅产业融合的"双循环"动力机制,并在其基础上引入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18年中国省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借此提出了相应区域发展策略。结果显示:(1)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耦合度处在中度耦合阶段,整体文旅融合水平也较低,处在中度失调阶段,2000—2018年间呈现缓慢上升态势;(2)区域间融合程度差异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的阶梯式差异特点,但年均增长率则为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与融合速度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中部地区上升趋势最明显;(3)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西部地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呈现明显的中心化特点,融合度发展水平与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本身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运用熵值法从城镇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方面对中部六省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借助GIS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区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分异及演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区域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拉大且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城市数量增多。2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大都集中在省会及周围城市;区域城镇化质量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度减弱;热点区呈现由少数高强度中心到多中心分散格局,集聚中心弱化,缺乏全局性的高值集聚中心区;热点区域与城市群具有较好的拟合性。3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政策是当前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力。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

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城镇是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载体,衡量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陆地边境134个县级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人口三个维度综合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评价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并通过象限图法评估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从而为未来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线性缓慢增长态势。②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态势,高、低水平边境县域各自集聚呈带状分布,但其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③2000—2015年,边境地区社会城镇化进程较快,而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由早期的经济、社会城镇化的非可持续转为人口、经济城镇化的非可持续。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内蒙古、新疆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西藏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解决。     

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时空耦合分析——以浙江省67县市为例

通过改进人口半城镇化测算方法,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及耦合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及耦合度,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时空分析和规律探讨。结果表明:①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均呈增长趋势,人口半城镇化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产业非农化表现出相反的北高南低格局。②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形成浙北低人口半城镇化—高产业非农化、浙西和浙南高人口半城镇化—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③浙江省大部分县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耦合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以上,无明显空间差异;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以中度耦合和较高度耦合水平为主,2005—2014年间中度耦合县域逐渐转变成较高度耦合,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空间差异。④相较于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耦合度不断上升的特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存在动态耦合关系,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倒“U”型分布,倒“U”型拐点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55%左右,浙江省大部分县市处于倒“U”型分布的左侧阶段,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发展可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时注意拐点右侧需结合产业升级、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促进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时空测度研究——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在遥感和GIS技术支持下,发展出一种基于长时间序列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并以环渤海地区为例进行1992—2010逐年土地城镇化水平时空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1992—2010年间:1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的城镇用地信息总体精度和Kappa系数平均值分别达到了88.11%和0.61,能较好地反映区域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可信度;2从总体上看,环渤海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增长迅速,由1992年的0.82%增至2010年的3.20%,年均增长率指数为7.80%;3从区域差异上看,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之间、滨海城市与非滨海城市之间、距海岸线不同距离的区域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并呈进一步扩大趋势;4从空间特征上看,土地城镇化水平高值区呈现出一定的向海性。本研究可为快速有效地测度分析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进而调整和优化区域城镇化格局,推进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