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竞争视角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益严厉的环境规制,企业应如何应对以提高财务绩效?论文基于竞争视角,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理论模型,以161家重污染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外,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为企业实施竞争战略、获得企业绩效指明了路径,也为优化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4年新《环保法》的颁布为切入点,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引致重污染企业减持非流动性金融资产而增持流动性金融资产,实证支持了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具体影响机制为：环境规制增大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债务融资难度,进而强化其预防性动机而增持金融资产。此外,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提高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而非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加损害了企业未来财务绩效,所以环境规制通过优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来提升其未来财务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类型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在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后更加显著地增持金融资产。因此,应明确不同类型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差异化影响,警惕企业持有过多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危害,鼓励企业通过持有流动性金融资产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自百度环境搜索的微观证据

公众环境诉求是倒逼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力。文章先采用动态优化模型,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1998-2012年41.42万个样本观测值,并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建企业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指标,就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考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即时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属性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小型、非国有、中西部以及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文章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提升公众环境参与水平和建立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来自环保法（修订案）实施的证据

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以2015年环保法（修订案）实施为自然实验,利用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反而能够提高受管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实证结果显示,环保法（修订案）实施后,相较于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的ROA增长约0.74%,ROE增长约1.48%。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促进污染企业的创新产出,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行业竞争激烈,地区法治环境完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强。本文基于企业经营绩效视角估计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为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促进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规制对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不同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行业差异,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对中度及轻度污染行业技术创新影响作用不显著,要充分保障环境规制给创新产业带来的应有收益,政府应引导创新动力不足行业的技术创新,同时,被规制行业应主动实行环境战略,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环境规制,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环境规制会影响公司的税负吗?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公司整体税负、所得税税负与增值税税负均显著下降。区分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是否为重污染公司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使得国有公司整体税负的降幅显著低于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整体税负降幅显著高于小规模公司,重污染行业公司整体税负比非重污染行业公司下降更多,以及税收征管强度高的公司整体税负降幅低于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公司。环境规制引发的公司整体税负降低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文献,同时拓展了公司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循环经济政策与中国企业环境绩效：助推器抑或绊脚石？

循环经济政策能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浪费、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但也可能会因此加剧规制成本压力或受困于技术复杂性而挫败企业治污积极性。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以分析其到底是企业污染治理中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研究发现：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污染物排放量相比于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循环经济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这一结论在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删除同期政策干扰、控制行业时间趋势、随机抽取实验组的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循环经济政策实施有利于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加强末端处理和提升技术开发能力,进而推动企业环境绩效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循环经济政策的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超大型城市的企业以及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度高的行业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在“双碳”目标下,本文从循环经济的新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政策效果评估的理论研究,并为助力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擘画“美丽中国”蓝图提供了靶向发力的政策依据。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资源视角

以2009—2015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在企业资源调节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与一般资源相比,创新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影响更为显著;沉淀性冗余资源、资源柔性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研究明确了资源的调节作用,丰富了资源管理理论,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实现路径。     

动态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通过引入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对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因素,并可用于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研究环境税、排污许可证和排放强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在经济波动时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其中排放强度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环境收益最为明显,排污许可证政策对环境质量提升作用最小,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最小,“自动稳定器”作用也最为显著;同时,企业单位排放强度的降低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现状与综述

环境规制作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全新变量,在关注环境效益的同时势必会影响企业绩效,有效的环境规制应在环境效益和企业绩效之间寻求平衡。围绕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文献梳理,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三个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现状,并进行了评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本文基于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将城市年鉴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对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就近转移的现象,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就近转移效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即污染基本就近转移到周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近几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就近特征;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不仅提升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更是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污染迁出地企业的退出壁垒有助于缓解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而企业的国有性质未能产生明显的中和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当前中国各城市为实现局部短期利益最大而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应该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     

环境政策视角下企业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

以2012-2013年348家沪市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了不同企业特征下,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依据企业特征提出了环境政策建议。结论表明,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时的企业特征为：对于东部地区、盈利能力较高的非重污染非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盈利能力较低的重污染企业,前者环境关注度较低而企业价值较高,后者则相反。但对多数企业而言,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相关性不显著。基于CSR报告和实证结果,政府应通过节能标准、清洁生产机制、绿色产品创新、环境财政等途径支持非重污染企业、盈利能力较低的重污染企业和中西部企业提升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价值。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助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绩效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以重污染企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下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之间、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