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与测量

准确把握我国相对贫困现状需要在弱相对贫困线的基础上度量相对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趋势。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9年四轮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弱相对贫困线上限的变化趋势慢于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基于传统收入比例法得到的相对贫困线会高估相对贫困发生率。数据分析也表明,无论分城乡还是分区域,相对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农村和东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高于城市和西部地区。样本期间,相对贫困分布的区域集中程度上升,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从高水平分散向低水平集中转变的特征。因此,重视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

进入后脱贫时代,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经济相对贫困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均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入手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解决区域性相对贫困的关键是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消除农村相对贫困要依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扣人群间的均等化供给.治理经济相对贫困的重点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除了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外,还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分配、促进经济机会公平.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大小,估算了不同年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根据Shapley分解讨论了分项收入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分项收入不均等性的贫困减缓弹性。     

保定市城乡收入差距与区域贫困治理——从环首都贫困带到燕山-太行山连片贫困区

《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批复,标志着中央将着手解决环首都贫困带问题,保定市共有涞源、阜平等8个县属于该片区。测算了2000—2011年保定市城乡收入差距,并把保定市7个贫困县独立出来作为研究对象,计算其城乡收入比。继而探讨保定市连片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并对区域贫困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能力贫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析

相对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是一个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概念。该文从能力贫困的视角进行分析,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质不仅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且还在于农民缺乏创造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能力贫困,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征及其地区差异

文章针对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特征而定义并计算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进而基于泰尔指数的变化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征。主要结论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并体现出阶段性特征,经济欠发达、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较高的西部、中部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而经济较发达,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较低的东部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区域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库兹涅茨假说,设定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就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省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关系,而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关系,难以通过经济发展的自发调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未起到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存在逆向调节,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消极影响,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承载力.     

从贫困角度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贫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断加剧的绝对贫困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根本动因；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外出打工导致的相对贫困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给予了强烈的刺激和示范作用；涉及制度的偏差成为当前加剧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外生性因素。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业发展与贫困减少的实证研究

现有交通基础设施对减少贫困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关注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较少就交通基础设施如何通过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来减少贫困的机制及效果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运输业发展能够显著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级经验数据,本文建立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和公路运输业可以明显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和铁路运输业,只有当其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以减少贫困。     

从人力资本视角看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平抑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与趋势，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造成的。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应从平抑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入手，打破农村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教育贫困”恶性循环，重建人力资本形成的“循环累积”机制、与城市人力资本的双向流动机制，这是我国最终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和有效路径。     

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分析

本文使用Datt(1998)提出的基于洛伦兹曲线的贫困度量方法,分析了世界银行公布的1981-2005年我国城乡收入宏观加总分组数据,并且采用夏普利(Shaley)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长和分配变化对贫困变化的作用,考虑了不同的贫困度量指标、贫困线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增长放缓,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收入增速的提高和不平等的上升放缓,我国的减贫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协整分析

基于2000—2008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设定面板协整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非常必要。在此期间,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总体看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显著,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亦显著,但这两种效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本文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中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发现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目前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相对贫困率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演变过程都与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存在密切的关系。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科学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