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

本文通过建立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用以衡量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方法,在事件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大股东股权制衡和公司并购绩效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在第一、二大股东股权性质相同的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难以发挥效用。这说明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机制,促进大股东股权性质的多样性,对公司治理具有积极作用。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Meta分析

文章运用Meta分析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再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一是企业绩效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存在"倒U型"关系;二是民营上市公司的前五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绩效越好;三是股权制衡与股权激励均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为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提出可行性建议。     

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对完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我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3年度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两类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股权制衡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第一类代理成本与股权制衡度呈“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股权制衡度位于区间(0．70,1．92)时,第一类代理成本处于显著下降阶段;(2)第二类代理成本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的提高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资产侵占行为;(3)企业绩效与股权制衡度之间呈倒“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当股权制衡度处于区间(1．14,1．78)时,企业绩效处于上升阶段;(4)既能降低两类代理成本,又能提高企业绩效的股权制衡度的区间为(1．14,1．78),企业的目标股权制衡度应为接近1.78。     

“双寡头”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在强调最优股权结构研究的内生性前提下,本文利用2005、2006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各种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第一、二大股东持股数越接近公司绩效越高;②股权制衡公司绩效显著优于"一股独大";"双寡头"公司绩效显著优于"一股独大";内生性前提与制衡股东个数是最优股权结构检验不容忽视的因素。     

大股东控制的状态举证:或然性问题与控制权竞争

大股东控制行为及其福利结果是公司治理研究与监管领域的一个核心内容。从股东关系、股权性质、持股比例与非比例控制类型等方面对大股东间是相互制衡还是合谋,或者说还存在其他的关系进行探讨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相互制衡是一种"踮脚"均衡,并不稳定,所谓的制衡更有可能是控制权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大股东控制关系更多表现为合谋与控制权竞争。     

大股东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目前关于股权制衡的研究重点关注股权制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而对其作用机制及路径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同时也忽视了关系大股东产生的负面影响。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制衡的治理效应与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大股东持股水平、大股东关系对股权制衡治理机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既提高了公司投资效率,也抑制了大股东掏空,因此促进了公司经营业绩。对于大股东控制程度较低的公司,股权制衡削弱了投资无效率与掏空导致的不利影响,但对于大股东控制力较强的公司,股权制衡的治理机制并未显著发挥作用。如果公司存在关系大股东,大股东可能采取一致行动实施掏空行为。关系大股东的存在导致股权制衡也难以发挥投资效率促进和掏空抑制的治理作用。     

国有上市公司的上市模式、并购类型与绩效

本文从国企改制上市的制度根源上考察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问题,以199起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检验了改制上市模式与并购类型,以及并购类型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模式上市的公司倾向于进行不同类型的并购,分拆上市的公司倾向于进行改制型并购,而整体上市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投资型并购和行政主导型并购;不同类型的并购进而导致了不同的并购绩效,改制型并购显著提高了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投资型并购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改进产生了正面影响,但绩效改进的持续性不足,行政主导型并购则导致了公司经营绩效的显著、持续下滑。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文章依据公司治理理论,以我国日用品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10-2013年混合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结论：日用品行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间无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总之,在改制国有企业占较大比重的日化行业,股权集中度维持在合理区间有利于企业发展,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分析了股权结构对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属性与公司并购绩效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并购绩效越差;其他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公司并购绩效越好。     

民营上市公司产业多元化、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的相关性研究

选取截至2008年底的107家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民营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产业多元化、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采用了赫芬达尔指数法对产业多元化进行分类,并进一步对其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和公司资产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民营上市公司产业多元化与高管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并没得到实证支持;产业多元化对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也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改革提供相关指导。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措施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成了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培育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构建公司股权制衡治理机制,加强中小股东的保护,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四个方面就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措施进行了探讨。     

纵向兼任高管能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纵向兼任高管究竟会加强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还是会强化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提升其私有权收益的获取能力,增加企业风险?为此,文章将以2007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纵向兼任高管如何影响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显著降低了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在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在"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共同作用下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且当纵向兼任高管权力越大时,即纵向兼任董事长时,对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越明显。文章不但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纵向兼任高管这一关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这对于完善公司治理、防范股价崩盘风险,进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企业特征、关联交易与大股东支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发生大股东支持现象？企业内部股权、盈利状况等特征会不会对大股东支持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2002—2008年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和获得流通权的公司发生支持的概率较大;集团企业作为大股东会比非集团企业作为大股东发生更多的支持,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企业当期盈利状况并不影响支持行为,但是过去两年连续亏损、面临“摘牌”风险的上市公司和过去两年连续盈利超过6％、具有潜在配股再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获得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支持的“制度性驱动”假说。     

大股东制衡机制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来自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年—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以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建立法人股东为主导的股权治理模式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其设置状况是否合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文章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的弊端,设计出一种股权持有者多元化、股权集中程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并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应建立以法人股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     

高管薪酬、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检验

国内外理论界对于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尤其是在高管薪酬与其自身持股比例、高管薪酬与公司股权集中度上,在实证结果中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如何把影响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和公司绩效的种种因素合理的纳入模型中就显得尤为关键。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上证180和深证100指数中的成分股作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检验我国大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从而在理论上为我国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民营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股权结构、公司所处的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是影响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文章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749家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负相关;市场化程度与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正相关。     

非公开发行中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研究:基于股价操纵视角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9年非公开发行的大样本数据,从股价操纵视角,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中大股东侵占行为。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过程中,大股东会通过操纵发行基准期内公司股价的方式进行利益侵占。在大股东直接参与股份认购时,民营性质特征、资产负债率越高及流通股占比越低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侵占程度越严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非公开发行制度存在一定的套利空间,使得大股东在非公开发行中有机会侵占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监管部门应该不断完善非公开发行制度,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加大对非公开发行的监管力度,抑制大股东在非公开发行中的侵占行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理利益,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对短期资金融通工具的利用能力比较强,对长期资金融通工具利用能力明显缺泛,并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民营上市公司融资选择并没有完全按照“融资顺序理论”,它们几乎不采用债券融资,具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在现存融资环境下,民营企业主要依靠商业信用、短期借款、股权融资进行融资。应该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构建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体系,健全民营企业融资结构。     

权益资本结构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探析——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性态

文章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性态,着重阐述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其权益资本结构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主要取决于公司对其权益资本结构（股权和债仅）的安排,且不同权益资本结构映射出不同融资模式下的两种控制关系,即“股权控制”和“债权控制”。因此,要提高公司治理结构效率,有必要从公司权益资本结构的配比模式上着手,通过优化融资结构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降低代理成本,从此实现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更超规范化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