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素,并运用1993-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造了一个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替代弹性、二元经济引发的巨大就业压力和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这些发现意味着,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政府大力发展服务业、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利益分配失衡框架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7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笔者从劳资利益分配框架的视角出发,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要素分配份额的因素,通过建立数理分析模型探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并利用1997年～2008年的我国29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各因素对劳动报酬份额比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断提高的资本产出比、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以及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

投资税收激励不仅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带来要素收入分配方面的后果。本文利用2004年东北增值税转型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投资税收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及之后有明显下降,主要影响机制是增值税转型通过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估计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与劳动总体呈替代关系。     

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微观基础——兼论中国税收持续超速增长

在本文中,收入分配格局是指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在增加值中各占多大的比重。在企业层面上,税收制度不仅通过分配阶段而且深入生产环节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复杂影响。本文发现:为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必要减少间接征税。但从长远来看,其关键是劳动要素变得更加重要;改制提高了资本和政府收入份额,挤压了劳动收入份额;对于中国税收持续超速增长,实际税负上升是主要原因,间接税设计和重复征税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本文对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做出了谨慎乐观的判断,建议采用"减轻间接征税与加重直接征税并举"的策略。     

资本项目开放对劳动议价能力与收入份额的影响 ——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实证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基于不同方法、指标和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看,资本项目开放未对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分样本结果表明,资本项目开放会对发展中而非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受到的负面影响程度越大。资本和劳动要素议价能力的相对变化是形成上述结果的关键。进一步的分析证实资本项目开放显著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议价能力,但对发达经济体劳动议价能力未形成明显影响,从而为前述结论提供了机制支撑。在决定资本项目是否开放以及开放时机的选择时,应对包括收入分配在内各种因素的可能复杂影响加以充分考虑     

地方政府干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分税制的视角*

既有文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因的解释集中在资本深化、产业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全球化、二元经济、制度转型以及财政和融资约束等宏观和微观路径等方面,本文在分税制背景下从地方政府干预这一新的视角出发,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本文首先探讨地方政府干预恶化制度环境,并进一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机制。然后,笔者运用198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并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的制度环境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应该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塑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本文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其他潜在的各种影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分析了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重点探讨了外资的作用.结果表明,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降低了约5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进入对该降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来源于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导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行业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和贸易开放则会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分析了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重点探讨了外资的作用。结果表明，1998—2003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降低了约5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进入对该降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来源于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导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行业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和贸易开放则会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劳动份额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性及其影响效应

中国劳动份额波动与生产率波动、产出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中国劳动份额具有逆周期波动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生产率冲击与要素收入份额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份额波动在经济周期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劳动份额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较强的持续性以及逆周期性;本文的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实际经济波动特征,在产出和消费波动上的Kydland-Prescott比率分别高达93%和91%,分别解释了投资、资本存量与劳动投入68%、58%和34%的波动,并较好地预测了消费、投资、资本存量的顺周期特征;面对劳动份额冲击,产出、投资、资本存量、生产率均会产生负向效应,消费表现出先提升后下降的动态效应,劳动投入则有所上升。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沪深港通制度实施的外生冲击,考察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1）沪深港通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2）当标的公司外资交易活跃程度较高或股价信息含量提高程度较大时,二者正向关系更强;（3）降低债务成本及提升研发意愿是沪深港通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4）前述正向关系只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高新技术行业及劳动与资本要素更多呈互补效应时显著。     

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行政审批改革对市场效率改进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关注,文章主要关注行政审批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及其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文章揭示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更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析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其影响机制主要是行政审批改革降低了不同类型企业交易成本;而行政审批改革使产业的变动更符合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了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文章的研究在提升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让增长的收益更多地惠及劳动阶层、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薪酬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数偏向资本要素,而激励使用劳动要素的较少。前者通常不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后者的影响又如何呢?对此,本文基于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运用双重差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薪酬税收激励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均值处约上升4.62%。该政策促进企业提高薪酬待遇,且普通员工受益大于管理层,并且对企业效率和效益均有正向影响。综合来看,此类税收优惠政策能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践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宜更多运用。     

数字化、要素偏向性与行业劳动报酬份额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8年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正在逐渐弱化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程度,对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上有正向影响,并存在行业异质性。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导致单位产出的劳动需求减少,对劳动报酬份额有负向影响;服务业数字化提高了资本效率,使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加深,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影响增强。从细分行业看,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负向效应更强;数字化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正向效应较强,对数据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为负。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讨论我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因素问题。在标准的新古典要素分配份额模型中,本文引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以及企业目标函数的差异,建立了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模型。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计量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垄断能力越高,资本收入份额越高,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各类经济性质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从高到低依次为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企业、法人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传统新古典分配模型考虑的技术因素,包括要素投入比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我国工业部门要素替代弹性为1,因而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对要素分配份额没有显著影响。我们的结论是,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     

技术进步偏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工业197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小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1987年后工业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的,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提高;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工业要素分配份额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间接拉大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不同技能劳动的划分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也是难点之一。文章创新性地采用模糊聚类方法测算了我国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劳动高技能性,推算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FDI等因素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2)FDI引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负向影响。     

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理论分析

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变革,能同时增强资本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并对传统行业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本文以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为基础,建立两部门理论模型,发现如果人工智能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将有利于人工智能部门转型升级;如果人工智能是劳动偏向型技术,其溢出效应有助于关联企业转型升级。具体结论如下：(1)如果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当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资本的产出弹性将上升,劳动的产出弹性将下降,反之,资本与劳动互补时结论相反;(2)当两部门产品同质时,如果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则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将由传统物质生产部门流向人工智能部门;(3)如果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如果两部门中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分配给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比例上升,劳动比例下降,反之,如果两部门产品互补,则结论相反;(4)如果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为1,当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时,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工智能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强效应之和,大于对传统物质生产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溢出效应之和,则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基于产业视角的劳动收入份额分析

本文分析了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运用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工业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工业结构偏重化直接降低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导致在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蛋糕中,劳动要素所分享到的比重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实施诱致资本利用型技术进步产生,偏离了我国要素禀赋,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存在“结构红利”吗——基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和工业产业内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情况,以确定在三次产业与工业内部劳动和资本转移中是否存在"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阶段性的"结构红利"现象;工业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流动存在"结构负利"现象。综合来看,劳动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向第二产业中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流动,降低了工业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