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国际比较

美国20世纪90年代放弃了货币供应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德国在其他国家都相继放弃货币供应的中介目标的情况下,仍坚持这一目标,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与两国各自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有关,特别是金融创新对两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货币供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国内引起了争议,本文通过使用比较分析法和历史辩证法,比较分析美德这两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阐明目前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中介目标是基本合适的,只是在执行的某些细节上需要改进。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点及借鉴意义

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对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变量提出了挑战。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调整，放弃中介目标，直接钉住通货膨胀目标，由此产生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目前尚具合理性，但应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有关做法，对现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加以完善。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历史演变与现实选择

金融创新浪潮给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调整,即放弃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尚具合理性,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有关做法值得借鉴,这对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有益的。     

浅析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金融创新的实质内涵是指在金融领域内部,对经营管理体制、市场资金交易机制、金融商品供给和组织机构等方式进行的创造性变革。一、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一般而言,规则性的货币政策以一国的金融市场为载体,运用市场化的间接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调控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企业、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达到货币政策的目的。(一)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1、金融创新降低了中介指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使作为中介指标的金融变量的定义变得模糊,并且越来越难以观察、监测、分析。直接的影响是造成货…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在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中,中介目标的选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介目标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模式,世界各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都不尽相同。在比较、总结美、日、德、英等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指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与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是紧密联系的,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目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适应性大大降低,我国未来应渐进实现利率中介目标。     

论金融创新浪潮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金融创新活动中，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影响的不同的，使前者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品质在下降，我国宜在继续选择货币作为中介目标的同时，应逐步强化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最终实现中介目标由货币供应量利率的转变。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应性分析及现实选择

在货币政策框架中,中介目标是连接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的桥梁。我国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正处在推进过程之中,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均受到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取向进行了讨论。     

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

金融创新实质是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过程以及所引进的新事物。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和货币需求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提出了中央银行在选择货币政策时应适应金融创新所做的调整。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货币政策框架中，中介目标是联接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的桥粱，各国中央银行对中介目标的选择十分重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随着金融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我国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正处在推进之中，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均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应作何种选择，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曾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指标或已取消,或已不适用。本文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并根据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固有的特性,提出了在近期建立起较适宜我国中央银行操作的一系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提出了相机增减中介目标指标的一些构想。     

我国中央银行数量型货币调控面临的挑战与转型方向

本文在对我国中央银行以数量目标和工具为主的货币政策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之后指出:当前我国货币数量目标的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及可测性等方面并不理想,且容易引发顺周期操作,致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和政策行为扭曲,并最终加剧我国经济失衡。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已对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变量具备了一定的敏感度,金融机构的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的水平也逐渐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已具备了向利率间接货币调控转型的基本条件。     

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金融中介效率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中介效率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利率规则还是数量规则,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都会弱化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的影响;(2)在利率规则下,金融中介效率提高还会平滑劳动的波动,并最终减少社会福利损失,而在数量规则下,金融中介效率提高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劳动的波动,并最终放大社会福利损失。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当由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转变。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金融创新、基本普尔分析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本文将金融创新因素纳入基本普尔分析之中,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1)在金融创新发展的初期,总需求冲击方差相对于货币需求冲击方差仍然较大,同时IS曲线相对LM曲线会变得更加陡峭,此时中央银行将优先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2)在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货币需求函数将变得极不稳定,以致于货币需求冲击远远超过总需求冲击时,无论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如何,选择利率充当中介目标将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就我国而言,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还是较优的选择;长期来看,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也会因金融创新而失效,一个可行的选择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度。     

四十年来中央银行的研究进展及中国的实践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从无到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已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四十年,现代货币经济学和全球中央银行政策实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发展加转轨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更加复杂,央行的研究为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和央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支撑,既与世界同步,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本文以世界经济十年左右的周期波动及与之相伴随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进展和中央银行政策变迁为主线,总结了四十年来中央银行的研究进展和中国经验,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央银行的理论研究,更好地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货币政策中介与目标关联性的历史变迁与现实选择

美国以实际利率代替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货币政策中介,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最终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温床。欧央行以欧元区核心货币增长(M3)为货币政策中介,以保持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使得货币政策中介与货币政策目标长期保持高度关联性。我国货币政策中介与目标具有一定关联性,但近年两者关联性逐渐减弱。货币政策研究及实践表明,保持币值稳定应当是今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理想选择,当前货币政策适宜选择微调并尽快向稳健货币政策回归,结构调整新要素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