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负担、政府规制与企业生态环保意愿——来自我国1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创富主体的理性企业并不天然地具有强烈的生态环保意愿,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就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本文通过我国东、中、西部1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税费负担和政府规制水平对企业生态环保意愿的实际影响及其程度大小。研究发现:企业的税费负担越轻,其生态环保意愿会更强(如税费负担每下降1%,企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将上升约3%);而政府的规制水平对企业生态环保意愿的实际影响虽符合理论假设但结论并不稳健。结合国情,最后提出改进企业生态环保意愿并提高生态文明度的若干政策建议。     

所有制、迁移成本与环境管制——来自重庆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治理环境问题过程中,如何规避环境联邦主义恶果,协调利益冲突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地区竞争的理论框架下,本文检验了所有制和迁移成本对环境管制的影响.一方面,地区竞争促使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流入而降低环境管制标准.特别地,外资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具有正的“外部性”,这弱化了环保部门对外资企业的管制力度.另一方面,环境管制需不妨碍地区经济增长的要求使得地方环保部门的执法行为颇具选择性,试图经由选择性执法来凸显环境政绩.利用重庆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就环境行政罚款概率而言,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低3.5个百分点;企业迁移成本越大,被处罚的概率越大.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在实践中,重庆市环境管制表现出“竞次”的结果.同时,企业迁移成本已成为环保部门选择性执法的重要参考指标.     

出口经验、沉没成本与企业出口广化--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企业恰当利用出口经验的学习效应可减少出口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所需支付的沉没成本,从而推动自身的出口广化。本文基于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出口经验对企业出口广化的促进机制,发现企业自身和其他企业以往的出口经验对企业当期出口广化存在倒 U型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结构性差异。     

FDI区域分布差异的市场机制研究——来自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聚集经济是促使FDI不断向一个城市集中的市场力量,而聚集不经济是阻止FDI向一个城市集中的市场力量。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两者作用机制正常发挥,有利于一国FDI在空间分布的协调发展。运用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199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土地市场的特殊性,聚集不经济不仅没有阻止在华FDI向一个城市聚集,而且对FDI空间分布产生反向扭曲作用,这不利于在华FDI空间上的合理分布。为了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工人工资、削弱土地市场的垄断性,以引导FDI向内陆自然条件较好的城市转移。     

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影响

贸易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环境成本内在化,就是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从根本上反映产品的真正价值,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以后,不但有利于公平竞争,还有助于消除由环境所造成的贸易障碍,促使国际贸易的竞争更趋于生态化、自由化,竞争更公平,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     

项目制治理模式与中国城市出口升级：来自政府审批项目的经验证据

分税制改革后,项目制治理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构建了2009～2017年政府审批项目数据集,首次实证检验了项目制治理模式对中国城市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项目制治理模式总体有效促进了城市出口升级。相较于中央政府审批项目,地方政府审批项目对城市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带动外商直接投资及引导固定资产投资是项目制治理模式发挥出口升级效应的重要渠道;地方政府较强的经济发展动机与官员较高的廉洁程度能有效增强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出口升级效应。进一步分析显示,要素自由流动是项目制治理模式带动城市出口升级的关键因素,加快推进城市群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城市间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文章强调为提高项目制治理效率,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市场决定机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高管薪酬公平性、薪酬增长与代理成本--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在高管薪酬契约基础上,运用2005-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从薪酬公平性的角度,分析并检验高管薪酬公平性对其薪酬增长及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高管通过薪酬的社会比较,较低薪酬的高管与下一年度高管薪酬增长、资产周转率显著相关,高管薪酬公平性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断增长的原因之一,并倾向性地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影响了激励效应。本文丰富和拓展了高管薪酬公平性激励效应的研究成果,为完善我国公司薪酬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客户集中度只会加剧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供应链隐性契约以及客户集中度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客户集中度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客户集中度的升高债务融资成本先升高后降低,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种关系仅在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和行业垄断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在行业垄断程度高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的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倒U型关系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二者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为处于不同情境下的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管理供应链关系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测度及服务贸易增长分解——来自中国与21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借鉴贸易成本的测算方法,运用最新数据库对中国与OECD国家2000～2016年双边服务贸易成本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贸易成本基本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7年之前下降趋势较明显,得益于《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市场准入承诺多以6年为限;2007年之后由于减让承诺边际效应的递减和金融危机导致了服务贸易成本小幅上升。对各贸易伙伴国的分组研究发现:距离越远、收入越低的国家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成本越高,替代弹性的差异对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没有影响。根据模型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产出因素和贸易成本因素是中国与OECD国家双边服务贸易的主要推助力。为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中国应加大对新兴服务业的投资力度,构建跨境服务产业链。     

环境管制、环境效率与FDI——基于成本视角分析

环境管制和环境效率均从成本角度影响着FDI的流向,前者通过直接增加外资企业成本,降低投资东道国的环境成本优势,引致FDI外流;后者则直接通过减少非期望产出从而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成本优势。此外环境效率还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影响地区环境管制的强度,进而促使环境管制程度降低,间接影响FDI。本文试图在理论层面证明环境成本是决定外资企业是否转移的重要原因,从经验层面研究环境管制、环境效率对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的加强对FDI表现为消极影响,而环境效率提高则有利于吸引FDI;从间接效应上看,环境效率的提高通过降低环境管制强度间接有利于FDI流入,而这一效用以OLS、FGLS、FE和GMM等四种方法估计分别为0.03%,0.04%,0.04%和0.02%。     

欧盟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保护冲突日趋凸现，纠纷日益增多，导致我国企业遭受巨额损失，如何应对欧盟的知识产权保护壁垒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对欧盟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进行分析，在总结其特点的基础上，借鉴欧盟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改进以及企业如何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提出相应的建议。     

制度缺失、行为扭曲与我国出口贸易的扩张——来自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我国出口贸易扩张的影响机理,提出转型背景下,我国的某些"特殊"制度因素刺激我国众多企业以代工或贴牌方式出口的扩张。利用我国1990-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扩张的重要内生激励因素之一。这样的出口发展模式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的开展与自主品牌的构建,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制度缺失下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畸形且不可持续的,应尽快纠正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出口行为的"扭曲",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贸易化特征凸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加剧,国际市场及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改变.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策略,是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课题.     

我国的外贸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与货币化率:1988-2004

本文首先建立了外贸顺差和FDI影响货币供应,进而影响货币化率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外贸顺差、FDI、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存款比率是影响货币化率的主要因素。同时,运用1988-2004年中国的外贸顺差、FDI和货币化率等有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的结论高度一致。基本结论是:1988-2004年间,外贸顺差、FDI的大幅增加是我国货币化率大幅上升的最主要的原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化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M1与货币化率呈负相关关系。     

所有权原则、FDI利得与中美贸易差额

在发达国家大量通过FDI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背景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收支统计能够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从而反映出各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根据测算,美国自200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净收益约占其贸易赤字的25%~30%。同时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调整后发现,中美贸易顺差根源于FDI,这与现有有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     

政府干预、产权性质与审计治理效应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外部审计是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治理职能的发挥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以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府干预、产权性质与审计治理效应的关系。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政府干预并没有对审计治理效应的发挥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得到非标意见的概率更低。     

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分析

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高,但现有的国内文献大多只重视研究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而少有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结构关系的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较系统地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关系:结合相关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量、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方式结构和出口模式结构的关系作了相关系数和回归定量分析;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市场结构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贸易成本与技术差异:南南和南北协定对FDI的影响

由于贸易成本不同和技术差异,不同国家组成区域贸易协定(RTA)后,FDI流入数量和质量都存在差异。以知识-资本模型为理论框架,本文对OECD国家和东盟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北型RTA比南南型RTA能带来更多的FDI,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一体化时最优选择是和发达国家缔结贸易协定。     

FDI,Trade, and Growth Dynamics: New Evidence from the Post-Reform India

This article has two aims: first, review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second,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Our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despite a large volume of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variables,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among them is far from over. Therefore, after observing a gap in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especially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we investigate the linkage by using a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model applying the Ganger non-causality test of Toda and Yamamoto (1995) for the period 1991Q3 to 2006Q3.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there is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two-way feedback)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exists between exports and FDI, which runs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Results of the test of causality between FDI and imports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a two-way feedback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VAR模型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只存在服务出口、服务进口分别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单向Granger原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的Granger原因。从长期来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出口、服务进口均是替代关系,短期来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出口、服务进口是较弱的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