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布局实证研究综述

本文从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布局的视角出发，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布局的实证研究成果，归纳出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区位布局实证研究得出的两种典型观点。     

跨国公司R＆D国际化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成为跨国公司R＆D投资的热点。本文首先对跨国公司R＆D国际化进行了概述：在深入分析了跨国公司R＆D国际化的动因基础上，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的R＆D概况和对我国的影响；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我国应对跨国公司R＆D国际化的对策。     

发展中国家对接跨国公司R＆D资源转移研究

跨国公司的R＆D资源从封闭到向发达国家开放，再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历了特殊的发展阶段。目前，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R＆D网络的重要节点，本文基于UNCTAD2005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分析了跨国公司R＆D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接跨国公司R＆D资源转移的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推拉吸引”四个促进R＆D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动力机制，并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利用跨国公司R＆D资源方面存在的不足，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R ＆ D投资调查分析

基于跨国公司在我国R＆D投资的增长趋势,对主要的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从美国、欧洲、亚洲三个来源地的角度分别汇总描述,对引导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溢出效应及特征分析

在研究跨国公司投资溢出效益方面．不少研究者较少考虑到R＆D投资本身的特殊性。本文在对跨国公司在华R＆D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R＆D投资的特征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对实证结果和R＆D投资特征的分析，给出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R＆D本土化对我国企业的冲击及对策

跨国公司对华的R＆D直接投资逐年增多，我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全球R＆D基地之一，跨国公司在华依靠技术优势对市场的垄断日趋明显。中国企业面临严峻的市场考验，在R＆D资金有限、整体技术实力不强、技术和人才不断流失的背景下，企业如何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跨国公司R＆D挑战成为企业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思考

我国面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大举进入的新形势,应制定合理的R＆D发展战略和政策;鼓励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机构;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增强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优化研发环境,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进行R＆D投资,以扩大其溢出效应,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之文献述评

伴随着科技知识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从最初只在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到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外开展研发活动,跨国公司R＆D投资慢慢地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变化趋势。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一个新兴的研发市场转型为全球的研发基地和创新基地。系统地研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现象、探索影响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对于合理利用跨国公司R＆D资源、引导研发投资布局、促进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高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

通过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会对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东道国R＆D投入的存量水平，有利于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另外。即使存在高昂的投资成本，跨国公司仍然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方式。跨国并购的损益与新建投资的沉没成本是决定跨国公司在这两种直接投资方式之间选择的主要因素。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区位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迅速发展，并呈现出在几大区位集中的特点。经济因素、科技因素、环境因素是导致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区位聚集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可在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软件行业的实证分析

技术外溢效应主要是指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本、技术研发投入、管理经验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它可以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本文以我国14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软件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表明,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获得了技术外溢的益处,提高了本土软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技术外溢的多种可能途径中,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显著。因此,应当坚持软件产业的对外开放,并着力提高软件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     

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管理背景下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化供应链管理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的重视。文章通过对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发展动因的分析,探讨了跨国公司在我国实施全球供应链管理战略的新趋势。结合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实践,文章提出加强其跨国采购中心和国际研发中心建设,使整个上海成为跨国公司的国际供应链中心,从而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服务。     

跨国公司在华研究与开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吸引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机构最多的前10位省份或直辖市的横截面数据,对跨国公司在华研究与开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究与开发机构的区位分布与区域的劳动力成本、通讯设施水平、市场规模、科技实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重视程度等因素呈正相关关系。     

A race to lower standards? Labor standards and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FDI from the BRIC countries

Scholars argue tha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end to locate their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with lower labor standards, but empirical results are highly inconsisten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ial labor standards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outward greenfiel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rom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i.e. the BRIC countries). We find robust evidence that while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 the attraction of FDI by lower labor standar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 “race” is absent in FDI direct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Location choice is highly path dependent upon previous tra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home and the host country, which hampers the MNCs’ ability to arbitrage. Conversely, capital mobility at the industry level is found to intensify the race to lower standards.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活动

近年来,跨国公司加强了在中国的研发投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增长性、集中性、合作性、控制性,促进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技术溢出”效应,搭建了人才培养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应从政策方面支持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活动,引导我国企业采取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推动企业国际化的步伐,加强我国企业自身研发能力建设。     

美在华跨国公司投资与跨文化冲突研究

随着中美之间国际交往的逐渐深入,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也越来越大,中美文化差异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在跨国公司的运营中也越发突出。深入探究跨文化冲突的根源,有的放矢的提出解决措施和对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管理不可忽视的一环。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在华跨国公司投资发展概况,其次分析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各种表现,接着探讨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发展历程和跨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对策。     

广东省吸引跨国公司外包的工业投资环境研究

在明确跨国公司实施业务外包主要动因的基础上,建立了广东省和珠江三角洲吸引跨国公司外包的工业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1985～2003年广东省吸引跨国公司外包的工业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得到了综合环境总分值的排序;然后利用同样的方法,对2003年珠江三角洲各市吸引跨国公司外包的工业投资环境进行了横向对比并得到了综合环境总分值的排序.对排序结果的分析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广东省业务外包的发展趋势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ndi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approach

This article charts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corporate engagement with India. While there has been a profound 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economic interaction is commonly portrayed in the context of geographical and psychic distance. As institutions set the rules of corporate engagement, we analyse the evolving regulatory and policy regim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post-independence India and the corporate strategies of Japa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in response to this institutional change. Using a firm-level dataset we show that the trajectory of Japanese investment in India broadly follows that of other nationalities of foreign firms. Differentiated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changes are detected by industry. Our analysis reveals important instances of Japanese firm flexibility and pragmatism vis-à-vis the rapidly growing Indian market.     

跨国公司在华跨文化管理刍议

本文认为,随着对华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遍布中国各地,它们面临着由单一、同质的文化环境向多元、异质的文化环境的转变,在华跨国公司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或多或少的文化冲突。为了解决跨文化管理的问题,跨国公司要采取合适策略,进行文化理解与学习,施行文化适应与变革,构建兼容性的企业文化,组织跨文化培训,实施文化当地化战略。     

韩国海外投资法制评析及启示

韩国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从放松外汇管制、完善审批与监管制度、建立投资促进与保险制度和建立投资服务制度四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海外投资发展和韩国跨国公司的形成。但是,韩国海外投资法制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盲目放松管制和过度扶持的问题,从而成为1997年金融危机诱发因素之一。我国在发展海外投资事业时,可借鉴韩国海外投资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海外投资促进法》,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许可与服务制度,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海外投资基金制度,逐步放松外汇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