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

目前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争论很多,而且分析一般都基于2005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前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这必然会对分析结果造成不良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成因,首先要明确历次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期。本文比较了目前国际上公认比较成熟的四种方法,分别是线形趋势法、H-P滤波法、Band-Pass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对我国1952—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使用了2005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的统计数据,分别估计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通过对这四种方法各自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经过相互验证,笔者估算出历次宏观经济波动的起止时期,这将为进一步分析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成因打下必要的基础。     

我国经济波动性质辩析

<正> 评价正常经济波动对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演进的正负效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的产业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评价依据。本文基于经济波动的主要历史事实,针对我国理论界有关经济波动的某些基本观点,讨论两个问题:相对规范的经济周期的存在依赖于何种条件;我国的经济波动是否属于周期性波动。一、经济周期波动的存在条件鉴于长周期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短周期的随机性,以及商榷对象的适应范围,这里对经济周期波动概念的讨论仅以中周期为限。由熊彼特进一步划分并为西方学者普遍接受的7—11年中周期(或朱格拉周期),实际上     

认清形势,加快吉林经济发展

一、经济周期波动现象我们根据吉林省国民收入环比发展速度变化图,以波峰为划分波动周期的起止点,从中发现我省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特性。一是明显存在中、短两种周期相互迭交的经济波动现象;二是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变小,波动周期显著延长。近期经济波动态势是:1、当前正处于第三次中长周期经济波动的增长阶段。从1953年以来,吉林省完整的中长周期波动已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1970年,历时12年,波谷发生在1961年,国民收入发展速度落差为63.4个百分点。另一次是1970年-1983年,历时13年,波谷发生在1976年,落差为37.8个百分点。第三次中长周期经济波动从1983年以来,已越过1989年的谷底(落差为29个百分点),现在已进入经济增长阶段(从波谷到波峰)。本次中长周期波动将超过14年。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历来受到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依据,采用GDP增速指标和“谷—谷”法,将1953-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分为11个周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从改革开放前的“低位—剧烈振荡”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高位—平缓波动”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特征,经济周期波动整体上呈收敛态势.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内部传导机制与外部冲击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从内生和外生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其国内的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HP滤波法并使用1978—2009年度数据以及2008—2010年季度数据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研究后发现,中美经济周期协动程度随周期变动且呈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高于美国且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为此,应加强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预测与中国货币政策制定、施行时机的把握,从而做到提前反周期操作。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基于1981年～ 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笔者基于1981年～ 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Eviews 6.0,对数据进行ADF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投资的波动效应具有以下规律: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发生频率相等,波长基本一致,投资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经济波动幅度,经济增长波动滞后于投资波动.     

东亚投资波动性与经济波动关联研究

东亚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联系紧密,文章运用东亚十个经济体1979年~2006年的经济数据,在度量周期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东亚投资波动性、产出波动性及持续性和协动性等现代周期特征,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亚投资波动、产出波动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得出主要结论:东亚投资、产出具有较强的协动性,各国投资大于产出波动性的幅度有所不同;中国及四小龙投资波动东亚经济波动的影响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比较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是内部传导机制与外在冲击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在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经济的周期波动越来越表现为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反映。全面把握中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有利于减小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从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依据所进行的有关计量分析,在研究我国经济总量波动的区域特征以及区域经济波动的关联性问题时,不难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结论：区域间经济波动的内在关联性增强,但同步性却是减弱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先行地位有着明显的轮替变化;与此同时,全国和各区域经济波动的周期长度延长,波动强度显著下降,且周期扩张动力显著增强。此外,各区域经济波动形态呈同化趋势,区域间周期扩张动力差异的扩大趋势也十分明显。     

中国房价波动、股价波动对经济波动及居民消费影响的揭示

房价和股价波动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又如何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这是很多人都感兴趣却又让人迷惑的问题。本文运用相关性检验、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1998-2010年间中国房价、股价、居民消费和经济波动的特征及根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互动研究。结果发现,四者关系复杂,各变量均呈现出一定的顺周期特性且互相关联,房价和股价波动会早于经济波动和消费波动,这说明房地产和股票确实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研究还发现,房价和股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和经济波动冲击的影响力度不大,而居民消费与房价波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房价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复杂,可通过消费和股价波动两个传导途径间接作用于经济波动。     

缓解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路径选择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是超越经济制度和体制的,房地产同样也是如此。因而,对经济周期波动和房地产周期波动的调控并不等于人为能够根本消除它。一定的经济政策只能影响周期波动,即放大或缩小其波动幅度,减缓周期频率,抑制周期波动的"负效应",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但我们如果依照人为因素影响的大小,将经济波动区分为非自然波动和自然波动,则经济波动不可消除的意义在于由非自然波动向自然波动的转移,通过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而抑制大起大落的经济震荡和非自然的经济波动,以减少它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的灾害性影响。     

中国农业波动周期分析

中国农业增长是以波浪式的运动实现的。在其增长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上下跳跃的反复现象,形成农业的波动周期。本文试图从研究中国农业波动周期的规律和形成原因出发,来预测“八五”期间农业波动周期的基本走向,并对今后如何保持农业稳定增长提供决策建议。     

1953-2002年：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税收政策选择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痛苦历程。中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从1953-2002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五个经济波动周期，在前3个波动周期中，由于制度安排和人为因素，中国经济显现出古典型经济衰退态势。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两次波动周期中，却能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这是由于中国在完成经济体制转型的同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核心是以积极的税收政策为支撑去应对经济周期中的负面影响，并取得不凡的成就。在中国经济新一轮周期波动中，税收政策要根据中国经济的变化，适时把握其特点和运用条件，更有效地发挥其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效应。     

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分析

文章通过选取1952—2011年的经济数据,讨论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的变化,并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既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周期特征,又有发达国家的周期特征。改革开放后,除了价格和名义汇率外,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都变小了,大多数经济变量与产出的同期相关性和持续性都提高了。这些事实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用周期理论判断中国经济前景

正一、经济学的周期理论。在经济学里,经济活动可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加以研究,我们把2~3年的经济波动称为经济短周期,把8~10年的经济波动称为经济中周期,把更长时期的经济波动称为长周期,一个长周期可以包含数个短周期和中周期,最有影响力的长周期理论就是康德拉季耶夫60年经济长周期理论(以下简称"康氏周期")。按照这一周期理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轮周期,只不过是构成一个经济波动长周期的四组中     

中国经济的体制困境与波动形成:一个理论框架及其检验

本文挖掘中国经济波动的体制困境,试图为中国的经济波动勾勒出一个理论框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波动形成的来源,经济体制中信贷—投资—增长—通胀四个互相契合的作用机制使得经济发展陷入体制困境当中,呈现出活—乱—收—死的形态。利用1978—2007年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年末贷款余额增长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度数据,通过设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验证了这一理论。我们的理论表明,中国的经济波动内生于其特殊的经济运作体制,因而也就面临两难处境。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体制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数量分析

针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情况和经济周期状态,对我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周期进行比较研究,并利用谱分解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序列进行分解,找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隐周期,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经济波动的三角函数的计量经济模型,为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本文主要探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这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因为未来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顺周期特征与决定因素:1952—2007

笔者通过对1952年～2007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采用索罗残差法计算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决定因素做了简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是递增的,但波动剧烈且呈现顺周期的特征.进一步研究显示,劳动储备和技术冲击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顺周期的主要原因.     

外包造成了经济波动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的实证研究

外包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外包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利用中国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带有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等稳健性回归之后,发现外包对经济波动的效应显著为正,并且可以通过出口和进口两种渠道造成经济波动。进一步,本文发现小企业、外资企业和低技术行业的比重越高,外包造成的经济波动就越大。此外,本文还发现外包冲击造成经济波动的机制表现为,主要是通过增加既有企业生产和就业的波动性——密度边际波动——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增加企业数的波动性——扩展边际波动——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