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能力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以华为汽车为例

企业通过创新主体网络协同,构建出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便在数字化时代感知并适应数字环境变化,为此需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机理进行探究。以数字创新企业——华为汽车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分析法,基于动态能力的理论视角,研究华为汽车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机理和演化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创新企业构建出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历经三个阶段,拥有三条演化路径和四种能力。三个阶段为整合数字资源阶段、拓展数字资源阶段和共享数字资源阶段;三条演化路径为市场需求、跨界交流和网络协同的路径;四种能力为信息感应、资源整合、资源获取和资源重组能力。（2）数字生态环境和动态能力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使系统组织构架不断升级,派生更多创新主体,形成网络协同架构。研究结论对数字创新企业如何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理论性指导和实践价值。     

数据霸权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之一,数据占有的不平等会引发经济社会中权力的不平等.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量化部门的发展和大规模监控体系的构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数据霸权,并以此为基础进入了新的帝国主义阶段,即数字帝国主义阶段.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对数据的垄断,通过创新霸权、平台垄断、制造需求等方式在多个领域施行了新型的对外经济掠夺方式.为了应对数据霸权,必须在技术层面和数据保护层面双重发力,以技术和法律手段迫使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失去对数据资源的统治力.     

数字经济的概念后认识与基本面向

信息技术与经济活动的融合由于技术的迭代更新而更加深入,数字经济已成为技术介入下的新型经济形态,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关于数字经济的界定没有根据技术的更新而形成统一的认识,对其内涵理解不尽相同。通过归纳和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对数字经济的后认识,指出数字经济是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催化作用下社会各领域以数字化形式进行的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成为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基本面向范围,两者以“数字”和“产业”的对接方式差异形成基础性和融合性的数字化转型。     

基于混合策略的电信企业竞合博弈分析

随着3G时代的到来,以及电信产业的重组,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已经由双寡头竞争形成新移动与新联通、新电信三寡头竞争的格局。三大运营商无法通过合作博弈的共谋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竞争压力下,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争夺客户,价格战不断上演,给运营商乃至我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本文运用博弈论的原理,建立三人、三维博弈模型,从产品、价格、服务三个维度研究三个电信运营商的动态博弈行为。分析博弈特点和电信运营企业的竞争策略。论证了移动、联通、电信三大寡头在电信重组和3G时代到来的时刻,放弃价格战,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加优惠的价格,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更好的占有市场。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证据

本文详细梳理和论述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证据。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数字经济本身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三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三个层面出发,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本文介绍了本期专辑入选的五篇论文。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我国推动共同富裕恰好与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在均衡共享等内涵上相契合,故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必然依托于数字经济形态。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辨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推动共同富裕：首先,从市场机制、要素分配制度、新分配关系三个方面梳理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一般分析框架,提出数字经济要坚持市场化运行规则,并要处理好数据要素的分配以及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分配关系;其次,从初次、再次、三次分配视角详细分析了数字经济活动中的分配问题,并发现数字经济总体上改善了收入分配关系,使不同群体、地区和城乡的分配更加均衡;最后,从长期视角提出了数字红利被少数平台垄断、公平分配机制尚未形成、创新越来越形式化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并据此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明晰数字资本主义的五大辩证关系

随着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紧密结合,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充分认识和深入辨析这些新变化的表象和实质,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经济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进入新一轮繁荣,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解甚至愈发深重;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助力经济进一步发展,但也造成人被数据所异化;劳动的工具、过程、场域、分工等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但也使资本对人的奴役更加全面、隐蔽和彻底;技术革命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却掩盖了背后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虽然拓宽了人的生存空间,但又强化了对人的自由的戕害。审视并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假表象,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能使我们规避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误区。     

数字产品定价问题初探

作为网络经济条件下一种新的产品形式,数字产品的定价不同于传统实物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使其无法以边际成本定价,需要更多的考虑需求因素。数字产品主要有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两种可持续的市场结构,其对应的典型定价形式分别为差别化定价和限制性定价,在技术创新力量的作用下,数字产品的市场结构由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再依次向新的垄断竞争转换。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数字金融和中国工业企业与污染的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第二,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与沿海地区,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金融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数字金融发展体系,推动数字金融转型升级;二是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数字金融扶持政策;三是创新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四是加强数字金融的监管力度;五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抉择

以因特网为标志、广泛渗透于高科技领域的数字革命浪潮,带来比工业革命更快、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且成为支撑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数字经济的出现,孕育了新的消费模式,推动全球产业整合与升级,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应该积极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企业经营模式和市场环境,加快企业和市场的数字化创新步伐,建设服务型数字政府,平衡数字资源,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技术进步上,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继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新经济形态,其产生与发展必然符合这一理论逻辑.基于这一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从数字生产(环节)关系、数字交换关系、数字分配关系、数字消费关系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展开分析更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数字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发展是当前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源,数字生产(环节)关系、数字交换关系、数字分配关系和数字消费关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构成了制约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破除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瓶颈:加速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劳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数字分配更为公平,缩小我国数字鸿沟;破除数字交换的数据孤岛与数据烟囱现象;拓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引导正确数字消费观.     

美国和欧盟对非洲数字经济战略及启示北大核心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持续加强与非洲的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制定推进相关战略规划,将数字经济与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深度结合。美欧对非数字经济战略均在其对非洲整体战略框架下制定和实施,以促进非洲数字化转型为首要目标,形成了高效的内部分工与协同机制。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根本战略目标、与第三方合作的态度及战略制定和执行的独立性等方面。美欧对非数字经济战略可为中国深化中非数字经济合作提供有益参考。中国要以构建中非数字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制定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规划,从整体上指导和协调对非洲数字经济合作,广泛开展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国际三方合作,助力非洲同步实现“数字独立”与数字经济繁荣。     

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分析

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一类生产数据和信息;一类提供服务。研究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要把握好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三个视角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由资本所雇佣,技术成为了商品,因而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生产数据和信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唯有被资本所雇佣,并把数据和信息加工成数字商品进行售卖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而言,其中由资本所雇佣并生产可视化的数字服务商品的数字劳动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另一种直接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则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美式“数字霸权”:特征、动因与影响

凭借先发优势和大量的人才与技术积累，美国在互联网和数字领域率先制定了行业标准，控制着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由此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美式“数字霸权”,并呈现出美式价值观优先、滥用“双重标准”以及“小圈子”霸凌行径的鲜明特点。美式“数字霸权”有增加汲取全球数字经济红利、谋求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针对中国数字经济封锁的谋划结果。当前，美式“数字霸权”在全球数字规则和全球数字治理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中美数字博弈的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国自身能力的限制。中国需要在常态化竞争中寻找合作空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开展更为广泛的数字合作，增强中国关键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研究的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

文章以1994-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516篇核心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明确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并在可视化基础上对数字经济研究进行综述.研究结论认为,数字经济自1994年起经历了20年的缓慢增长期后,从2014年开始进入爆发期,但目前缺乏核心研究力量群;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以"数字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三词为中心向外发散,共有11个聚类,数据资产和金融支持双创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最后文章对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内容从数字经济的内涵与测度、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及数字经济的治理问题四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未来数字经济理论的深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浅谈“数字鸿沟”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推进带来了困扰世界各国的“数字鸿沟”问题。简要分析了数字鸿沟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剖析了其形成的原因。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当下，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并逐步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从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角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过程，从数字技术使用开始，之后经历要素化、市场化、制度化，最后形成新的文明形态。在技术运用阶段，网络化和数字化等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运用，实现了数据资源的生产、存储、流通和积累，为产生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奠定了基础。在数据要素化阶段，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资源成为数据要素进入经济决策系统，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阶段，规范的场外交易和有序的场内交易相结合的市场化配置，逐步成为数据要素流通的主要方式，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协同联动，加快了产业数字化步伐。在数据要素制度化阶段，围绕着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据市场的一系列制度不断完善、成熟和定型，数据要素潜能得到进一步激发，市场化和制度化的数据要素为深化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文明化阶段，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据市场和数字治理等共同形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形成了人人全面发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数字文明。这五个...     

依托元宇宙产业培育数字经济新赛道——以天津市为例

元宇宙技术融合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既是推动人类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和前沿,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重要应用场景。2022年以来,上海、北京、厦门、广州等20多个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元宇宙相关政策。2023年9月,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标志着我国元宇宙产业发展获得国家层面的统筹指导,数字经济发展开启新篇章。天津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和优势,本文基于天津在新型基础设施、元宇宙产业核心技术、场景和应用服务等方面具备的基础,提出天津市发展元宇宙产业、培育未来产业、赋能天津市制造业立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