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金融创新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创新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融资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以2011-2015年3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结论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运用金融创新、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当前,金融创新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创新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融资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以2011-2015年3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结论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运用金融创新、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融资方式的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高效连接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对中小企业内部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融资方式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不同的融资方式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融资方式的传导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内源融资和债务融资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然而作用机理有所差异,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内源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而通过降低债务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股权融资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金融不仅直接促进企业创新,同时间接地通过增加股权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科学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和差异化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碳绩效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的创新产物，对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绩效提升；与大规模、非制造业企业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规模、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体系，加速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低碳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释放技术创新减排效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提升企业碳绩效水平。     

数字金融与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差异、渠道检验与市场化程度下的效应识别

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驱动企业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驱动效果更为显著,并能有效校正传统金融存在的属性错配和行业错配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外生动力,有效提升股价信息含量,克服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市场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更为显著的驱动效果,发挥较为突出的补足市场短板功能。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的发展、提振企业创新动能提供了可靠经验和政策启示。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创新机遇的实践探索。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的背景下，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外部媒体关注度、组织冗余资源和高管研发经验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和提升研发能力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积极效应；相较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企业高质量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研究有助于拓展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和赋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参考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全新的综合性金融业态,它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为尾部客户群体提供了高效多元的金融服务。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新三板挂牌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数字普惠性金融发展通过减少政府投资约束、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鼓励了小微企业创新,而这种激励效果对于非国有公司以及中西部区域企业有着更高的边际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专利以刻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赋能了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了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与劳动赋能功能，有助于企业降低内部管控成本，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与资产营运效率，改善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将会增大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生产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如何驱动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 ——基于技术可供性视角的机制与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化创新逐渐成为智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本研究以2016-2021年间380家智能制造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技术可供性视角出发,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系统探讨了技术、行为主体和情境三个层面对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资源、首席信息官与区域数字经济环境为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数字化资源、首席信息官及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数字化创新方面的赋能效果对国有、高吸收能力的智能制造企业更为显著;（3）区域数字经济环境的优化有助于首席信息官与信息技术在交互中发挥最大的数字化创新效能。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数字金融和中国工业企业与污染的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第二,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与沿海地区,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金融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数字金融发展体系,推动数字金融转型升级;二是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数字金融扶持政策;三是创新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四是加强数字金融的监管力度;五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创新选择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经济环境,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研究了金融创新选择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影响.笔者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及推动经济增长并无显著作用;利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和数值模拟技术研究发现,只有进行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及降低项目监督成本的金融创新才能够有效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提高资金供给效率,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集群企业资源获取、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珠三角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研究

以珠三角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探索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构建了资源获取、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编制问卷,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的"软资源的获取"(信息、技术、人才)能够积极提高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的模仿创新和率先创新。企业的"硬资源的获取"(资金)虽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现实吸收能力,但对两种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不显著。根据所得结论,从企业、政府、行业协会3个方面提出要构建良好的外部网络和发展环境,促进其资源获取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去杠杆吗

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区分企业杠杆率的期限结构差异后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无论是对企业的短期杠杆率还是长期杠杆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盈利企业和高杠杆企业中较大。机制分析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减少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弱化经营风险的方式来降低企业杠杆率。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降低信息产业税收水平、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以及适当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去杠杆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可得性能够为各行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进而增强整体创新活跃度。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索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活跃度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活跃度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创新活跃度提升的影响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活跃度、开放创新活跃度、活动创新活跃度,但无法提高制度创新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间接方式,提高创新活跃度。有鉴于此,需出台叠加支持政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精准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区域协同合作,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降低企业税率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改革这一准自然事件,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为研究降低企业税率的减税政策能否影响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视角。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税率降低的公司,其发明专利数量在所得税改革后显著提高,这说明降低企业税率的减税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减税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减税创新促进效应存在差异,减税的创新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更显著。本文不仅从融资约束的视角丰富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减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而且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拓展了税制改革的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