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与被持股公司绿色创新

基于中国证监会要求所有基金公司在指定网站使用XBRL格式披露基金信息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对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显著促进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促进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是通过提高投资者信息处理效率和发挥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作用实现的。分组检验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不足和创新意愿较低企业的绿色表现。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水平，激励企业绿色发展。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实施绿色经济政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探讨

国家环境保护部与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实施绿色经济政策--"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 "绿色证券",针对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表现,银行会实施不同的信贷决策,保险公司会制定不同的承保方案,证券监管部门会在企业申请上市和再融资方面实施不同的政策.银行的信贷决策、保险公司的承保方案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都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绿色经济政策为环境信息披露目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解决途径,并为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带有压力的外部环境,因此,企业要从各方面逐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双重差分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工作较为严峻的客观事实,结合地市级与微观企业数据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系统识别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以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创新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与缓解融资约束等有效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效应在地区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与环境管制较强地区企业创新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促进程度较强,且研发强度较高企业、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从政策中获益更大.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短期失败容忍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实践的证据

已有文献大多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论断。本文基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发现当绿色信贷政策缺乏短期失败容忍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专利保护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产生影响。由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不足,中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条件。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响应新发展理念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也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共生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考察了媒体关注作为绿色治理环境中的外部规制与规范合法性压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区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与绿色专利授权后促进效应依然存在;第二,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不管是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还是市场导向型媒体关注,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都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且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更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社会责任在强高管激励、强制性社会责任披露环境、大规模企业以及市场化制度环境更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疫情蔓延、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为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加大对货币政策的调整频次,引发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为探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采用随机波动模型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算法分离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可观测部分和不可观测部分,刻画了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并以2006—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披露环境责任的企业、国有企业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的信贷约束加大,不利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有效冲抵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创新的消极影响。据此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为企业绿色创新创造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的平稳运行,发挥货币政策精准导向的作用,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加大对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责任指数、公司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保护与环境信息的披露愈来愈受到各方的重视,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出台和2009年社会责任指数的推出及对指数成份股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为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奠定了基础。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然较低;上市公司被纳入社会责任指数成份股之后,提高了其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重污染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国有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与完善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与监督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国际化扩张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了吗——环境规制与行业规范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09—2020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更显著,意味着企业的“避免环境监管处罚”动机能较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提高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对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加快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动力和路径的双重视角

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责任对企业施加影响,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将机构投资者与ESG、CSR投资的相关研究拓展至绿色创新领域,采用2005—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创新性地从动力和路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构收益和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动机;缓解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路径,而改善企业治理水平对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显著关系;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相较于低污染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结合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优化外部监管环境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公司战略定位与非财务信息披露——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战略定位对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自愿性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有可能自愿披露CSR报告,并且披露的CSR报告质量也越高。机制分析表明,融资需求是公司战略定位影响CSR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横截面分析发现,当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越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时,公司战略定位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以上研究结论对改善我国企业的CSR表现、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规制制度演进及合规分析

社会责任报告在我国经历了倡导、鼓励和推进强制性披露等阶段,目前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并存。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强化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正成为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监管者关注的焦点。笔者在系统梳理了我国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背景的基础上,界定了社会责任报告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的范畴、趋势以及合规现状,对沪深两市在强制性披露要求上存在的较大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沪深两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业和公司治理特征方面。同时,笔者也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监管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建议,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政策导向背后驱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