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汇率制度下外贸出口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分析了汇率变动与外贸企业出口交易风险,提出了当前汇率制度下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措施,指出了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注意事项。     

浮动汇率制度下外贸出口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分析了汇率变动与外贸企业出口交易风险,提出了当前汇率制度下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措施,指出了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注意事项.     

外贸企业如何化解应收账款风险

外贸企业处于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中,近年来其经营方式越来越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征,其付款方式作为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手段,作用越来越大。信用销售在创造贸易机遇的同时,也给外贸企业带来了较大的潜在风险。因此,面对信用风险,外贸企业必须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控制赊销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本文就此问题。结合企业的工作实践,分析了外贸企业因出口产生的海外坏账居高不下的原因,提出了化解应收账款风险的相应对策。     

当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

当前,虽然我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使我国外贸呈现企稳回升的趋势,但我国外贸企业仍然面临外贸规模下降、利润空间受挤压、外贸环境恶化等严峻挑战。本文就当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我国外贸企业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适时推出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有利于减少企业汇率风险、促进周边贸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冲击。     

辽宁外贸企业汇率风险策略选择的调查——基于企业调研结果

基于对辽宁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调查,分析了新常态背景下辽宁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现状及影响主要因素。论文发现,参与调查的企业总体规避汇率风险意识不强,且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规避手段上以传统手段为主,金融衍生工具使用较少,新型汇率风险规避如福费廷等应用不高。     

我国外贸企业面对的风险及防范

我国对外贸易近20年来开展迅速,但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外贸企业的贸易面临很大的风险,因而很有必要分析所处的市场风险和自身经营风险,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我国外贸企业所处的内外困境.本文从政治、法律、与企业利益攸关的社会团体、人文差异、社会治安、金融、通货膨胀七个因素方面分析了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风险,提出企业只有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采取后发战略,用差异性产品和服务来开展贸易,防范风险,取得企业贸易的发展空间.     

基于国际贸易业务财务风险控制研究

当前企业在展开控制和防范风险时大都采取财务风险控制,其作为企业在经营和发展中有效的管控手段,在近年来发展得相对完善。随着企业经济效益增加,世界贸易的环境也渐渐发生变化,国人已经将业务拓展至海外从而增大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进行的国际贸易业务增加,财务风险也随之增加。当前企业在财务风险中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汇率风险、贸易保护主义提升了销售风险等,外贸企业对此需要高度重视。本次研究,笔者对当前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出相应的控制和防范措施使得国际贸易业务的财务风险得到降低。     

人民币汇改后铜川市商业银行和外贸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状况分析及建议

人民币汇改后,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商业银行如何在自身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更好的为辖区外贸企业提供汇率避险工具,而外贸企业如何尽快适应机制变化,又快又好规避汇率风险,我们在对铜川市商业银行和外贸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解剖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陕西省进出口影响的分析

汇率的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以陕西省为样本,对"汇改"后即2005年7月至2010年6月时间区间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口、出口总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结合陕西省实际,提出政府、银行及外贸企业如何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陕西省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电子化环境下外贸企业的合同风险及其应对——CISG第11条保留撤回引发的思考

摘要：2013年1月，中国撤回了对CISG第11条的保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接轨，提高对外贸易效率；而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散之时，在全球贸易环境电子化的形势下，撤回必然会导致中国外贸企业所面临的贸易环境恶化，贸易风险的增加，特别是贸易环境电子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外贸企业为了尽快适应这种贸易环境的变化，必须得采取一系列对策，从企业内部行为出发，建立合同法律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风险信息管理体系、灵活应用各种风险转移手段，注重电子订约的风险管理，熟悉电子订约相关法规，积极适应与应用电子可转让记录贸易。     

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对中美贸易影响分析

实际汇率是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剔除了各国物价变动因素后的汇率，实际汇率的变动反映名义汇率调整与价格变动对贸易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净影响，进而影响对外贸易。分析从1994年至今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走势及对我国对美贸易的影响，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与中关贸易没有稳定关系。     

杨小凯消费者—生产者模型的扩展分析

在杨小凯消费者—生产者模型的基础上,以分工与专业化为视角,基于劳动分工、贸易壁垒及汇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贸易模型。模型分为七种专业化分工模式,包括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国内贸易与专业化分工模式、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并存的专业化分工模式、国际贸易与完全国际分工模式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其他三种模式。分析表明,杨小凯消费者—生产者模型是本模型的特例,这说明本模型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性。     

汇率风险对我国涉外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我国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进行分析,将汇率风险分为经济风险、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同时,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分析了汇改后我国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现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不足,指出企业内部缺乏完整的汇率风险规避系统和外部缺乏完善的市场宏观环境。利用Jorion给出的企业汇率风险的经典计量模型,收集了大量上市公司的数据,测量汇率风险对我国涉外企业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程度,得出了随着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我国涉外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日益增加的结论。     

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实证分析——基于2005-2008年月度数据

文章通过建立人民币实际汇率模型和名义汇率模型分别研究两种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协整技术分析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顺差有一定影响,并且名义汇率对其影响程度大于实际汇率;在长期内影响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主导因素是美国经济的增长。     

汇率波动与贸易流量: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

以GARCH模型（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model）导出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条件方差代表汇率变动，尝试用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化研究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流量的动态影响，并应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就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中，持续的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口具有积极作用，而对出口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汇率风险的加大会影响风险收益的增加，并通过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动，影响正常的国际贸易；短期内，进出口贸易流量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出口主要受国外收入与实际汇率水平影响，进口主要受国内收入影响。     

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趋势的因素研究

本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模型构建了实际汇率与劳动生产率、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实际汇率短期内的动态调整过程。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生产率的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实际汇率的变动方向与巴一萨效应预测的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适用其假设，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等其他因素亦影响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即使是在长期内，巴一萨效应的假设也不能成立。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来影响实际汇率短期波动和长期变动趋势，从而影响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优势。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汇率是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人民币汇率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经贸往来迅猛发展,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影响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文章以1991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VAR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存在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国从东盟国家的进口贸易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反应比出口贸易更为敏感;而从长期看,汇率变动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则比较微弱。     

中国的汇率政策与美国的贸易逆差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汇率政策与美国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其一，是否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其二，人民币升值后能否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与美国贸易逆差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影响有限。     

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改革取向--基于改进汇率形成机制的角度

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 ,重新审视我国的汇率制度 ,改进汇率的形成机制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 ,剖析了我国汇率制度的缺陷及汇率形成机制缺失原因 ,探讨了当前改进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对策以及汇率制度在中长期的改革取向。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影响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是影响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效果会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采用“一带一路”沿线61个样本国1984—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一国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的上升确实会导致其FDI的下降,且用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征用风险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产权保护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高收入国家FDI的增加,但对低收入国家没有显著影响;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汇率波动都对FDI 具有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不断提高产权保护质量,并积极签署双（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定,以有效降低征用风险;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积极应对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