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1950年代粮食危机的研究:共识与展望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大范围的粮食危机,并进而导致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此次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研究,最近更是有一批高质量的文献关注饥荒的长期影响。现有研究在大饥荒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规模,大饥荒爆发的核心区域,引起大饥荒的政策失误等方面已取得了共识。但在粮食征购的目的,公共食堂的重要性,饥荒的"选择效应"等方面还存在争议。因此,在关于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作用,大饥荒对之后制度演进的作用等几个方向上应继续深入探索。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评述此期<经济学(季刊)>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两篇论文,并提出一个"大跃进"期间,国家集权、计划经济失误和干部政治行为相互作用,促发并加剧大饥荒的思路.     

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

中国大饥荒在1962年结束是一个谜,原因在于该年粮食产量并没有上升,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分析得出: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和政策惯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食堂的建立和废除与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在时间上有一致性,但是省级层面的数据只支持达尔文现象,认为一个省份较早结束饥荒是饥荒本身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些遭受饥荒越严重的地方越容易结束饥荒,但是政策的惯性延缓了饥荒的终结。     

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

中国大饥荒在1962年结束是一个谜,原因在于该年粮食产量并没有上升,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分析得出：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和政策惯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食堂的建立和废除与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在时间上有一致性,但是省级层面的数据只支持达尔文现象,认为一个省份较早结束饥荒是饥荒本身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些遭受饥荒越严重的地方越容易结束饥荒,但是政策的惯性延缓了饥荒的终结。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和谐社会与经济哲学——阿马蒂亚·森的启示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采用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把权利、平等、自由、公正等哲学概念用于分析福利、贫困、饥荒、剥夺、不平等以及发展等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开拓了经济学分析的视野。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本文对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AvailabilityDecline,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不具解释力度,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从大饥荒看制度创新

对于中国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具体问题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指出：建国初期的公有化制度创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极端的工业化道路一方面造成对农业的剥夺,另一方面把农村纳入工业化战略体系,从而造成对农村资源的任意支配和粮食高征购,使人均粮食占有急剧减少。制度创新实施机制超越了我国当时的国情,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论农产品贸易的定位——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

针对全球饥荒问题,有关学者提出,贸易自由化是解决此问题的良方.然而,现实情况是,随着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全球饥荒问题变得更为严峻,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农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的合理定位,为全球饥荒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农产品贸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前提.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数据,研究高管贫困经历(出生地贫困程度或童年是否具有"大饥荒"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汶川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外生冲击如何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当CEO出生于贫困地区,其所在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慈善捐赠,同时,那些早期经历过"大饥荒"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也更高;(2)有过贫困经历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地震发生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些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生于富裕地区的CEO所在企业并未捐赠更多,并且,有过贫困经历且受过良好教育的CEO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以回馈社会,有过饥荒经历且家乡饥荒程度更严重的CEO更加慷慨,政治关联状况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有过贫困经历CEO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更低,说明其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本文不仅从新的视角推进了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共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吉芬商品:土豆与住房

对于近年来中国大城市中低档商品房与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时的土豆是否一样,都是吉芬商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详细分析,总结出土豆这种吉芬商品的特征,并与商品房的情况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商品房与土豆一样,都是吉芬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