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随着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断深入。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到对经济利益的评估、再到政治意愿的形成,气候变化博弈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构成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国际大背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立场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作者结合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与调整过程,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以及针对中国气候变化立场中"变"与"不变"的原因。作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制度压力、利益认知和国内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认知变化、制度改革、立法支持和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的发展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作者认为,随着中国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认知趋向于积极,并且建立了一系列与国际气候制度相对接的国内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规章,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试点工作。上述层面的变化说明,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合作者。     

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及对中国谈判立场的分析

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当前,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启动并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经济发展,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作者应用三种国际关系决策分析模式,研究了影响国家气候谈判立场的基本要素,并以中国为例,尝试对中国的谈判立场进行分析和解释。     

气候变化挑战与中国经济低碳发展

由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气候变化被认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一个涵盖国际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环境等各方面的国际气候制度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演化的进程之中.国际气候谈判已不只是单纯的环境事务,而是涉及到未来各国争取发展空间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时期.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述评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多年来的争论可以归结到科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三个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集体行动,现实中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构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将国际气候合作看作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当作国际社会竞争与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进而认识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能的影响。     

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一种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框架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参与者。既有研究文献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行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但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合作意愿上。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分析国家气候合作行为的新框架。运用该框架,作者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合作意愿以外,合作能力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也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履行国际承诺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不断提升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使其在清洁发展机制、"2度目标"、国际磋商与分析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性,但是其合作能力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时间表,承担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在未来仍将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坦诚地分享和交流它们的合作能力水平信息,将有助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一种非对抗的方式进行。     

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连续性与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策和立场也越来越关注。文章通过对1990年以来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立场的历史考察,认为16年来中国的立场稳中有变,不变的是中国坚持不承诺量化减排温室气体,变化的是以比过去更灵活、更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文章以减缓成本、生态脆弱性和公平原则三个变量解释了中国立场的“变”与“不变”。     

国际制度和中国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益协调、制度建设和规范内化这三个基本变量初步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理论内核做出了解释。国际制度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的影响体现在以下联系中:一是国际谈判和外交的自主性,其衡量指标主要是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带来的利益和规范因素在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外交人员的权重。二是国际气候谈判和战略共识,其衡量指标包括部门间的信息交流、相互学习和沟通、信任程度、最终共识等。三是国际气候谈判和协调机制建设,其衡量指标包括协调机制化程度、对口单位的作用等。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作者认为,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影响了相关外交决策的运作环境,并推动气候变化软能力的进步。     

国际制度和中国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基于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利益协调、制度建设和规范内化这三个基本变量初步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理论内核做出了解释。国际制度对气候变化软能力的影响体现在以下联系中:一是国际谈判和外交的自主性,其衡量指标主要是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带来的利益和规范因素在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外交人员的权重。二是国际气候谈判和战略共识,其衡量指标包括部门间的信息交流、相互学习和沟通、信任程度、最终共识等。三是国际气候谈判和协调机制建设,其衡量指标包括协调机制化程度、对口单位的作用等。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作者认为,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影响了相关外交决策的运作环境,并推动气候变化软能力的进步。     

日本气候变化战略的政治经济分析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日本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气候变化战略,并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多边、区域和双边层次上开展了多元化的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日本气候外交战略的形成受到国内和国际多重因素的共同驱动．其主要战略目标包括促进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的实现、加强与世界大国的战略合作,以及为日本环保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应从日本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尽快制定和完善本国的气候变化战略。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围绕气候治理的国际谈判备受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虽然2012年12月8日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谈判实现了平稳过渡,决定从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制定了德班平台谈判的工作计划,但在减排义务分担、气候融资、技术转让等关键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未来谈判仍困难重重,前景尚不明朗。作者试图运用多维权力观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手段性权力强,但态度大多趋于消极保守,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权呈上升趋势,但权力领域有限,权力意愿趋于分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市场、资金、技术、贸易等议题中的权力各有消长。未来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力量为追求自身利益,必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与角逐。基于对各种政治力量在气候治理中权力特点和变化的认识,作者最后提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谋求合理发展空间与权益的政策建议。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围绕气候治理的国际谈判备受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虽然2012年12月8日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谈判实现了平稳过渡,决定从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制定了德班平台谈判的工作计划,但在减排义务分担、气候融资、技术转让等关键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未来谈判仍困难重重,前景尚不明朗。作者试图运用多维权力观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手段性权力强,但态度大多趋于消极保守,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权呈上升趋势,但权力领域有限,权力意愿趋于分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市场、资金、技术、贸易等议题中的权力各有消长。未来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力量为追求自身利益,必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与角逐。基于对各种政治力量在气候治理中权力特点和变化的认识,作者最后提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谋求合理发展空间与权益的政策建议。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低碳化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掌握主导权。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由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观念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要义在于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世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会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国际观念体系的重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合作共治成为全球共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中国在既往的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中,采取了积极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出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未来,中国应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主动担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主导者角色,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     

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美国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直扮演着积极领导者的角色。从理论上看,减缓气候变化是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各国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而会采取不作为的政策。作者对欧盟为何选择积极领导全球行动这一议题做了分析,评述了欧盟气候战略常见的三种观点:特殊偏好论、政治战略论和减排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指出了上述三种观点的合理性与片面性。作者从恐惧、荣誉和利益的角度建构了理解欧盟气候战略动因的综合框架,并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战略性等属性,提出要从国际经济互动关系中的相对利益角度来全面理解各国的气候战略。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之所以能扮演积极角色,这主要缘于欧盟对海外能源进口依赖所导致的危机感、它在一体化过程中为增强自身凝聚力而在气候外交荣誉上的追求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由于较早调整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获得的先动优势。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国际贸易是理解大国气候战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什么欧盟积极领导应对气候变化?

自美国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直扮演着积极领导者的角色。从理论上看,减缓气候变化是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各国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而会采取不作为的政策。作者对欧盟为何选择积极领导全球行动这一议题做了分析,评述了欧盟气候战略常见的三种观点:特殊偏好论、政治战略论和减排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指出了上述三种观点的合理性与片面性。作者从恐惧、荣誉和利益的角度建构了理解欧盟气候战略动因的综合框架,并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战略性等属性,提出要从国际经济互动关系中的相对利益角度来全面理解各国的气候战略。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之所以能扮演积极角色,这主要缘于欧盟对海外能源进口依赖所导致的危机感、它在一体化过程中为增强自身凝聚力而在气候外交荣誉上的追求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由于较早调整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获得的先动优势。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国际贸易是理解大国气候战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北大核心CSSCISSCI

《京都议定书》生效只是人类保护气候行动的一个阶段性进展,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七国集团的制度机制,取代《京都议定书》体制,以促进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作者评述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设计,分析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法律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的战略选择。     

“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京都议定书》生效只是人类保护气候行动的一个阶段性进展,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七国集团的制度机制,取代《京都议定书》体制,以促进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作者评述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设计,分析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法律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的战略选择。     

IMF总裁之争“旧秩序”注定是赢家

IMF总裁之争是国际经济新旧秩序斗争的一个缩影。由于西方在世界经济领域仍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加上国际制度演变的滞后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情况下的被分割并且没有形成成熟的利益协调机制,"旧秩序"注定是赢家。中国可以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建立和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国际组织内的渐进式变革方面有所作为,以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