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对外援助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些业已成为有条件援助盛行的依据。作者通过回顾美国对非洲援助的阶段性特征,评析了美国对非洲有条件援助的效应及其制约因素,认为美国的有条件援助不仅缩小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耗费了大量的谈判成本,而且还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最后分析了中国的非洲战略对美国产生的效应。     

二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

对外援助政策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杜鲁门政府开创了在和平时期政府实施对外援助的先河,使对外援助政策与美国外交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是：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手段的继续;刺激资本输出的重要手段;掠夺原料的手段。     

互利共赢: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出口能力提升

文章利用2002～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提供的援助与受援国出口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规模扩大,提高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这对于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来说都是有利的,符合中国对外援助"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符合受援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但并未促进农产品等非制造业产品以及初级品和资源品等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从而较为全面地驳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资源掠夺论"等负面观点;中国对外援助不仅促进了非洲国家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也促进了非洲以外其他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尤其是中低收入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中国"促贸援助"并未显著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受援国工业发展在中国对外援助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方面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内容提要文章在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选取了15个非洲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受援国人均收入、人口、制度、基础设施质量、贸易开放度等国内因素的改善均能显著降低其出口和进口成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会提升其进口成本。     

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

文章在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选取了15个非洲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受援国人均收入、人口、制度、基础设施质量、贸易开放度等国内因素的改善均能显著降低其出口和进口成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会提升其进口成本。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基于53个非洲国家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非洲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其区域内国家对华的贸易限制在危机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同期中国对非的持续援助是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为解答这些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非洲受援国削减对华贸易限制的机理,随后利用2003~2013年非洲53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与贸易限制数据,测算了非洲各国对华贸易限制程度,并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这一假说。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非洲各国包含非关税壁垒在内的对华贸易限制指数均高于关税税率,且在危机前后的样本区间内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第二,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的增加会显著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指数;第三,相比工业部门,中国对非洲各国农业部门的援助具有更强的贸易限制削减作用。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基于53个非洲国家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非洲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其区域内国家对华的贸易限制在危机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同期中国对非的持续援助是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为解答这些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非洲受援国削减对华贸易限制的机理,随后利用2003～2013年非洲53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与贸易限制数据,测算了非洲各国对华贸易限制程度,并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这一假说。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非洲各国包含非关税壁垒在内的对华贸易限制指数均高于关税税率,且在危机前后的样本区间内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第二,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的增加会显著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指数;第三,相比工业部门,中国对非洲各国农业部门的援助具有更强的贸易限制削减作用。     

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

基于Eora26投入产出表数据和全球中国官方金融数据库，本文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因果关系及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提高非洲国家的交通和通信设施质量是中国对非援助影响出口增加值的主要机制；(3)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效应会随产业分类、援助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4)进一步研究表明，非洲接受的DAC发展委员会国家和国际多边组织援助的“碎片化”会削弱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经济实力和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的非洲国家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并揭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影响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内在规律。这对于加强中非经贸关系，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质量、对外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

对外援助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双边合作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章采用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援助的内生性及使用全球治理指数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制度质量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援助能够有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良好的制度建设是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分样本回归显示,受援国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效应在亚欧受援国表现明显;拓展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和OECD国家对外援助呈现出"1+1>2"的效果。为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和质量,中国需要改进对外援助结构,加强对援助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减少受援国制度风险的影响。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对外援助和OFDI是我国构建“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国家风险是近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挑战，直接威胁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益。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8年对外援助和OFDI数据为样本，构建对外援助、OFDI和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探索对外援助对于OFDI的风险缓释机理，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向受援国的OFDI流入，我国对外援助每增加1%，流入受援国OFDI会增加0.1208%。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国家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尤其是对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作用明显，进而可稳定和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向受援国家流入。第三，对外援助对OFD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相比基于发展目的的援助更能促进OFDI，并能显著抑制国家风险，而技术和资金援助相较于直接提供物资和人力援助，可以更好地促进援助国能力建设与治理改善，对OFDI发挥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第四，对外援助的风险缓释作用存在明显的“非利他主义”和“挤出效应”，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对外援助在OFDI领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目标及其实现

西方国家出于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提供对外援助,这些政策目标包括战略与安全目标、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等。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援助国一方面主要通过设定和附加援助条件来直接影响希望获得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主要援助国之间进行援助政策协调,确立各自的优先援助对象,并与多边援助机构就援助条件进行协调,维护援助国自己的利益。     

尼克松时期(1969-1972年)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

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在对外援助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对外援助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本文试图描述尼克松总统时期(1969～1972年)的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从而反映美国对外援助的特点以及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意义.     

对非援助与中国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文章使用2000～2013年Aid Data数据库中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BACI数据库中的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数据、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中的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相关指标,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中的非洲国家与中国投票相似度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且这样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现的。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使中国对受援国产品出口显著上升。该结论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不但会提升非洲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也会促进中国的产品贸易;对非援助实现了"双赢"局面,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的各项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由于对外援助的性质是通过复杂的经济工作完成国家战略任务,所以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必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内容、方式和管理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式和管理体制,这个进程至今仍未结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管理也日趋成熟。     

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援助

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便开始介入中亚事务。“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名进一步扩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其中,对外援助作为美国中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美国维护地区安全利益、推进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近年来,美国宣布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竞争对手,将俄罗斯定位为严重威胁,其全球和地区战略也随之调整,中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和价值有所提升,成为美国与中国竞争和排挤俄罗斯的前沿地区。在此影响下,美国中亚政策的风向标——对中亚的援助也出现了新变化。因此,研究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中亚援助的目的、体系、规模和趋势,不仅有助于把握美国中亚政策的新动向,也为观察战略竞争时代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     

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范围与地域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共同发展、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外援助日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与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治国方略,受到国内社会大众、国内外学者与政策实践者的关注。中国对外援助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学者并未足够重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作者试图以战略概念和视角思考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目标的内涵,涉及发展领域的战略关切、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因素。中国政策实践者需要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凸显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提升对外援助集中、决策、协调、规划、动员等战略能力,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与地区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围绕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发展并且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有效性与国际责任角色。     

援助能改善对华印象吗——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形象管理效应的海量数据分析

对外援助常被看作塑造国家形象、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关于对外援助项目能否达到改善对华印象的效应,既有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作者首先从理论上探究援助改善对华印象的机制,然后在实证部分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的1316803个观察数据以及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地理坐标距离计算和时间匹配,探究中国对外援助项目选择路径以及对华印象改善机制的时间效应和距离效应,发现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存在选择偏好,即以改善式援助为主。此外,援助的对华印象改善效应在援助项目结束后5—6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减弱,但回落速度较慢、长期效应依然存在;在项目实施之初,对华印象改善效应则存在反向作用和倒退期。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对外援助项目实施时需要密切关注民意反馈,更好地实现项目落地的“软着陆”;同时应注意关注援助项目的长期动力,增强项目的对华印象改善效应的持久性和长远性。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关系取向、礼物交换与对外援助的类型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关于中国与西方对外援助差异表现及其动因的解释,具有较多意识形态用意,未能切中援助行为的核心特质。一国对外援助行为同时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成分,并非完全基于公益考量或纯粹利他主义。"动机说"与"效果说"都可能被批评者用于指责不同的援助形态,并非中西援助分异的最佳解释路向。实际上,对外援助的"中国特质"不在于是否追求本国战略利益,而是取决于在此过程中能否基于特定交换方式,客观呈现利他后果。有必要重新认识援助行为的战略含义,理解其作为"礼物交换"的实质,基于不同交换取向进行说明。在关系社会学意义上,可以区分关系主导与权力支配两种主要交换取向,分别对应关系型援助和支配型援助。根据关系型交换的原初含义,中国对外援助需要自觉平衡理性与感性因素,进行战略筹划和动态调整;扩展关系渠道,增强"关系投资"的有效度;克服某些短时利益诱惑,赢取核心关系的可持续性;增加可能的讨价还价资本,根据形势和需求做出适当平衡,提升对外援助层次。     

21世纪初日本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政策评析

2000年以来,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持续下降,但是对非洲援助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日本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政策呈现出政治利益优先,强调亚非合作和经验交流,以及高度关注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入常和能源是日本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为此,日本希望能成为亚非合作的主导者,通过中日合作,借力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是,从非洲国家的角度看,日本试图通过援助换取政治影响力的作用有限。由于援助的宗旨和原则不同,中日在非洲开展援助合作的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