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与共同体主义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共同体是一个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引渡来的概念,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能维持持续收益增量的正式的联合关系,体现为组织与意义的力量存在。作者从权力、经济利益增量及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来分析共同体形成的动力,而作为一种基于发展的国家区域联合战略的共同体主义,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从而为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现象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梦"的融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的.当前学术界主要是从外交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和阐述,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不应仅仅从国际事务层面,而更应该从国内事务层面上来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我国的发展价值.如何实现"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通,是本文阐述的重点.根据不同的载体,本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社会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 区域共同体、 精神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等,以此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中国梦"的融合.     

知识—认知共同体与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中日合作的必要与前景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东亚地区带来很大挑战,东亚国家成为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空前深化的客观事实。东亚地区一体化源于危机,也是在“转危为机”中得到发展,东亚金融治理机制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与以强制执行力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不同,国际治理需要在地区国家间构建以相关科学知识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知识权威以及以政治和社会舆论认知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认知权威提供保障。作者将从知识和认知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东亚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包括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功能性国际治理能够有效并且有持续性,需要两个层面的与知识相关的共同体:一个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以专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网络知识共同体,另一个是超越上述专业知识、具有跨国合作解决功能性难题共识的更加一般性的政治和社会认知共同体。中国与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作为非西方世界两个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大国,中日具有知识上的巨大互补性。中日合作可以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新的规范建构提出更多“东亚智慧”,起到政治引领作用,为东亚地区培育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健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大贡献。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此种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国情的战略规划,是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力向导,是推动型国际关系建设的强大推手,更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它既是中华民族"和合"哲学思想的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哲学思想和世界交往理论时代性的体现和运用。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反思与建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赖于一个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团体，并以此推动法治的发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是和法治国家的形成相辅相成、同生共长的。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依附于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变革的漫长过程，并耍参照西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反思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现状及其缺失。当前应在制度与非制度层面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双重建构，以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语言认同研究

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语言以及语言认同发挥着沟通和身份建构的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从.语言认同角度阐释。基于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从个体、社会、民族、国家四个方面分析探讨语言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从实践层面探讨语言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从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华民族由历史上的自在、近代的自觉推进到自为的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贯穿党百年民族工作的一条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主客观因素交融互动、多层面相辅相成、各阶段接续推进的动态历史进程,从“政治共同体”到“经济共同体”再到“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所在。其中,政治共同体是框架和基准,经济共同体是基础和支撑,文化共同体是内核和灵魂。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路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是深化民族团结之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红色文化的润化,红色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百年历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在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价值,提供重要的精神财富,彰显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为进一步提高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实效性,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和把握其理论逻辑,从文化阵地、文化基因、挖掘资源、提升认知等四个方面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古老的版图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综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对国际关系的新认识和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如何在该理念指导下大有作为,中国外交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担当起大国责任,为最终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的力量和智慧,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从生成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即肇始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承继于多元一体、循序共进的历史脉络,升华于中国共产党对“两个大局”的宏观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遵循民族平等,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性与差异性辩证统一的原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夯实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强化文化认同等三个维度协同促进、并向发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东亚区域生态命运共同体构建策略研究

东亚生态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立体的多维体系,文章从东亚区域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出发,对东亚共同体合作策略进行了探究,探讨以构建东亚生态文化认同为内核的深度务实合作向度,构建东亚区域生态命运共同体新模式以及以东亚生态城市共同体为载体的东亚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路径。东亚区域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价值在于可以为东亚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和东亚和平合作指明新的方向,同时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区域实践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合作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向着国际机制理论转向,或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第二次转向是共同体合作概念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更多地发生在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不妨称为"跨文化转向",其本质上是适应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国际体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积累特别是由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性大暴发所进一步加剧的人类"大危机"意识,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需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向东看""向外看",在多文明包容和伦理本位的视野下推动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向半政府状态体系逻辑转换,由自助转向扶助,从未来世界、古代历史、现代实践和东西合璧中探寻人类政治合作的新形式。扶助不仅盛行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而且体现在不少现代大国的分散性行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加强的新时代,可以为新一轮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合作的方案与智慧。     

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统计分析 ,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发展趋势。在对此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又考察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范式变迁”问题。从这些考察及其在这种发展、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期刊从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因而进一步思考国际关系期刊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马克思论共同体与人的发展关系思想探析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发展与共同体密不可分，马克思从共同体角度考察了人的发展问题。按照人的发展程度的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共同体也经历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以及“自由人联合体”三种形态，不同形式的共同体与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的继承与革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新动态所提出的创新性共同体形态。为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性与创新性,文章在深入分析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三大思想意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继承与时代性革新。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探析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薄弱,社会主体复杂多元,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等矛盾困境,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提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因此为了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坚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共同体意识、统筹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主体形成合力,搭建民主协商平台,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坚持以科技做支撑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共同缔造：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推动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共同缔造作为促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是实现社会安全治理、凝聚共同力量开展治理，进而建构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方式。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看，共同缔造通过共同利益奠基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以“五共”参与机制塑造整体性协作框架、以嵌套原生社会联系赋能制度机制、以愿景激励促推持久性共同行动。由此形成了以“上下联动”的治理体系为支撑、以群众自我参与为基础、以共同安全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从治理效能看，共同缔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导向，在完善纵向到底的国家安全治理体制的同时，建构了社会安全自我治理的制度机制，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安全治理格局。以共同缔造建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为以共建共治共享方式夯实总体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引。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富裕理论的价值及传播研究

共同富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探索出来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共同富裕理论能够为落后国家摆脱贫困、加速发展提供新思路,为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作出贡献,为构建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增强动力。推进共同富裕理论的国际传播,需要夯实传播的理论基础,需要凝练共同价值,需要完善话语传播体系。     

深化改革 建立企业利益共同体

十年改革,使企业从旧的经济体制中走出来,逐步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企业。新体制下的企业,集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为一体,即“整个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利益共同体是改革内在逻辑的结果,它的建立又推动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