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模式下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模式下政府补助更易于缓解研发资源错配、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溢出补偿,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文章以A股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为样本,检验数字金融模式下政府补助增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数字金融模式具有积极调节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金融模式的调节作用可有效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小规模企业中,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补助制定、合理利用数字金融模式以及如何更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数字化时代下,数字金融如何借力人力资本助推企业创新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相结合,探究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本累积水平下,该正向促进作用存在差异。(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反映人力资本与创新资金最优组合实现企业创新的人力资本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企业创新要素最优组合并未达成。(3)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下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而在使用深度指数下不存在中介效应。(4)分组检验发现,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在大型企业却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数字金融、重视企业技术人才供给、实现企业人才与资金两大创新要素合理匹配等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基于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SDM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的空间良性互动可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0年我国220个地级市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构建时变非对称互联网地理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本地区区域创新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大及特大城市、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但中小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没有明显的空间交互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而中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金融、金融素养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金融的不同维度展开分析,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有积极作用,其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够影响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但其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深度的正向影响较大,而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广度的积极效应更强,并且对于青年户主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从中介机制分析的结果来看,数字金融可通过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来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加强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培育正确投资理财意识、努力提升数字金融素养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迅速发展,提高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理论上搭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框架,实证上基于2011—2018年25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加强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3）要素错配在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效果大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等级更高城市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等级较低城市。     

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来自中国28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北方城市和中小城市，数字金融对南方城市和大城市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较强；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影响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机制检验得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环境认知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新创业吗？——来自280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创新创业区域指数相匹配，运用2011—2018年我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创新创业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从创新创业子维度看，数字金融对新建企业、外来投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公开数等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创新创业的驱动效应呈现东部最弱、中部次之、西部最强的特征。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金融效率和提高收入三种渠道影响城市创新创业。最后本文提出加强“新基建”建设和实行区域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金融依靠信息技术对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我国2011—2020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并验证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次,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辐射效应大于虹吸效应,本地数字金融发展对异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表现出“以邻为善”的效果;再次,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升级和刺激市场需求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相关建议。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数字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动能——来自新三板挂牌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13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匹配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企业创新提供动能。研究表明：第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第二，这种创新驱动效应的主要传导渠道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激励技术创新；第三，这种创新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内部治理质量较差公司表现更显著，呈现“扶持效应”；在创新层企业表现更显著，呈现“激励效应”。     

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层面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自主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对自主创新具有稳健的正向提升作用;(2)知识产权保护在金融发展影响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增强,金融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均对自主创新具有显著递增的促进效应,但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反而有所削弱。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通过收集河南省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河南省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促进金融体系创新、提高数字支持服务度、增强消费信心等相关建议。     

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SDM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安全战略，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动态SD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均存在空间依赖性，并且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负向直接影响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结构异质性看，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别存在负向和正向的直接影响，以及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用深度仅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为正向，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效应均为负向，而西部地区存在负向直接影响和“由促转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从动态视角揭示了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新视角。     

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 ——兼论企业主经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为研究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小微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小微企业主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企业主的创业和就业经历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论.此外,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可触达性.     

社会信用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极具重要性。社会信用是否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可以显著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促进地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保持不变。第二，社会信用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三，社会信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法制环境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强化社会信用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信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具有积极的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的结果上,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能够缓解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9年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同时通过对比不同城市间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程度,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二、三线城市居民消费的正向作用强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我国消费市场向二、三线城市下沉,政府应当重视二、三线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良好发展,刺激全国消费,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回流：促进还是抑制——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以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控制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及省级层面的特征变量后,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进行稳健型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随后,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和缩小收入差异对农村劳动力回流产生正向驱动效应。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在男性、低技能和健康状况较差等相对弱势群体中尤其显著。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异质性与机制——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从理论上厘清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DID的政策评估,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结构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环境对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国家进一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策略、持续优化制度环境等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