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相对于“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并将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也日趋广泛和深入,本文对关于"中国模式"的众多问题加以思考,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改革理论与发展道路的认知态度的演变中进行分析,到底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更能发展本国经济;是拉美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更能吸引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眼光;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更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

“华盛顿共识”曾经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深刻地影响了过去十多年的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全球化风靡世界，“华盛顿共识”几乎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20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反全球化”的运动。该运动则是在于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它呼吁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协调发展。在21世纪初的几年中，“华盛顿共识”在国际上开始遭到质疑和批评，其政策的影响力逐渐江河日下。即便如此，研究和分析“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市场经济转轨，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相对于“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并将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蒙特雷共识”在中国

今年三月,联合国在墨西哥城蒙特雷,召开了一次以“会议展望”为主题的发展筹资国际首脑级圆桌会议。旨在促使全球共同发展中发达国家承担相应义务,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并尽快达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0.7％的联合国既定目标。人们把这次会议称为“蒙特雷共识”。 其实早在上世纪的1970年,联合国大会就曾提出: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应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几十年来,这一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差距越来越大。问题是发达国家没有形成共识,更关键的是联合国缺乏权威性。 在中国,党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与“蒙特雷共识”有明显的相似性。建设有中国特     

对“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思考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教授的长篇文章,提出了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比较研究"北京共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30年来改革和发展的经验,继续稳步前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发展也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或启迪。     

半个世纪之路——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完全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提出来的,他们一起探讨了医治世界经济的一些药方,这些药方逐渐被接受、采纳,成为华盛顿共识。这里所说的华盛顿首先指华盛顿的国会、政府高级官员,这是政治性的华盛顿,是能左右世界的华盛顿;其次,华盛顿指     

关于“北京共识”的对话

“华盛顿共识”是有意识有组织出台的,“华盛顿共识”的参与者确实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而“北京共识”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它既没有任何被公认的文件,内容也还正在探讨之中。     

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转型意义

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转型问题，理论界也正在寻求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而中国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认可。新的共识即“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取代“华盛顿共识”并逐步成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将造福于世界人民，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金融开放应坚持“以我为主”战略

当前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加快加患、不行，加快减息也不行。 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提高了警惕，在怀疑和抵制“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向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变——兼论跨国资本家阶层意识形态的变革

本文主要论述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的内涵以及运行方式等,对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研究而认为二者的差异就在于策略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 post-mortem

After guiding development policies for nearly 20 year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lies in shambles. Although selected components remain relevant for development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 some specifics of the broader policy “package” and, more generally, the concept of a standardized package of policies applicable to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clearly been discredited.Criticism has been directed at the assumed link from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ial flows to mor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part from a handful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dmittedly including some large and important ones, most of the world saw little of the promised economic benefit from widespread and on-going trade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itially. Many countries actually regressed, when evaluated against broade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including income inequality. We conclude that differences in initial conditions (history, culture, geography and levels of industri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eclude any single development policy package from being universally effective.     

中国工业在“金砖四国”与“展望五国”中的地位研究

本文从实证分析角度考察了中国工业在"金砖四国"与"展望五国"中的突出地位,比较了九个国家在三次产业结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方面的发展,并对石油行业、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进行了重点考察,研究了各国的营商环境,最后得出中国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上,在"金砖四国"与"展望五国"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结论。     

From Washington Consensus to BeST Consensus for world development

While the set of liberalising and fiscally conservative development precepts dubbe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re now discredited as a tool for development, there is as yet no widely adopted or accepted alternative other than references to the 'East Asian model'. In this paper, we distil the esse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East Asia—of Japan initially, then of Korea and Taiwan, and now of China—in a set of flexible precepts that we suggest underpin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pursued with success by these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the spirit of proposing an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e suggest that these precepts—pragmatic and known to work—be dubbed the Beijing–Seoul–Tokyo Consensus (or BeST Consensus for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of this consensus is its focus on capability building, on dynamic transitions from one stage to the next, and on building an institutional platform to capture latecomer effects. We outline what this BeST Consensus might be and discuss why it is that its elements appear to work so well; and whether they can still be applied in the world of 21st-century conditions.     

《东盟宪章》的影响与我国应对措施

2007年11月20日,《东盟宪章》得以通过,成为东盟发展的重要标志。文章在阐述东盟宪章出台背景、意义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东盟宪章》对东盟自身、中国发展及华侨华人发展的影响,进而总结出我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形成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模式,彰显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在明确揭示“中国之治”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内涵、考察经济质量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引入“制度优势”拓展高质量发展内涵。运用1998—2020年国家层面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指标并进行差异化分析,揭示了“中国之治”制度体系下高质量发展整体趋势向好,但具体维度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在制度内核稳定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应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强化五大发展理念与经济质量、制度优势的深度融合与广度拓展。     

“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评价模型及建议——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无论是在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上,"一带一路"倡议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从留学生的视角出发,选取了该倡议下10个具有代表性的沿线国家。将经济发展评价模型量化为3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并对上述数据经过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处理,综合得出沿线国家发展程度指数。同时,就此提供一些启示性建议。     

铁路的长期经济影响:基于中国1980年铁路线的研究

铁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大量的研究,但均集中于短期经济影响,且很少关注铁路在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文章使用中国1980年的铁路线研究了铁路在中国转型期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铁路开通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长期促进作用,具体来说,以2000年数据为例,1980年铁路线对以GDP为衡量指标的经济发展的年均促进作用为1.16%。排除了无法观测因素和溢出效应、控制县级异质性、以及使用"三线建设"作为外生冲击的结果均支持上述结论。机制检验发现,铁路促进了县域层面的工业化,同时还显著增加了县域层面的外商投资和出口,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不仅提供了铁路的长期经济影响的经验证据,同时也揭示了以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对经济转型的作用,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