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股利政策在股份制企业经营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企业的核心财务问题。因而股利分配政策一直为股份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所密切关注。全文在对传统及现代股利政策理论的介绍和股利政策基本类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重点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现状、选择股利政策应该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且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探讨

股利政策是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三大核心内容之一,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核心。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作为资本市场微观基础的上市公司,在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条件下,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股利政策,一直以来是公司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运用股利政策理论,对我国家电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和对公司分配股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提出了完善家电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现金股利分配的问题不够重视。针对我国现行股利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选取沪深两市2007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对我国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在实证分析结果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股利政策的建议,以期为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提供参考。     

西方股利政策理论综述

股利政策是决定如何将公司税后利润合理地分配给现有股东和增加公司留存收益的盈利分配政策.在西方国家,股利政策一直是财务管理专家研究的对象,并已形成较成熟的理论.文章对西方现代股利政策理论进行综合性回顾和分析,希望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能够提供帮助.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现状探析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体现了企业各类投资者、管理者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然后从委托代理角度进行了得出我国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短期行为比较严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2012~2015年度分配股利且数据有效的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观察值,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公司股利政策各因素对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并总结了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提出了规范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股利政策告示效应的成因分析

公司的净利润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作为股利发放给股东，二是留在公司进行再投资。股利政策就是以公司发展为目标、以股价稳定为核心、在平衡企业内外相关利益团体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净利润在提出了各种公积金后，如何在发放红利和再投资二者之间进行分配而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政策。适当的股利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还能激发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使公司因此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与机会。股利政策一般涉及股利支付率的高低、股利支付的具体形式的选择、股利支付率增长政策、股利发放率政策以及股利发放程序策划等5个方面。在非对称的信息条件下，公司发布股利政策将给投资者传递一定的信息。投资者可以从股利政策中解读到关于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信息，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在对两种股利理论——股利分配代理成本理论和股利顾客效应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现状，并进行了原因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建议，对规范我国股权结构、股利政策有一定的意义。     

我国高科技企业股利政策实证研究

高科技企业因投资机会多,成长性较好而在股利政策上与一般行业有所不同。文章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高科技企业投资和高成长性的角度探讨分析高科技企业的股利政策,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我国高科技企业股利支付率与所有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大体一致,股利支付金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不显著负相关关系,但与以实际业务支出代表的投资显著负相关,股利支付率与成长性不存在负相关关系。     

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选择

股利分配政策是否合理,不仅关乎所有者权益,而且对股价和上市公司自身会产生重大影响。那么,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形式、股利分配不合理及其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选择股利分配政策?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上市公司亟待解决的。     

套利风险视角下的市帐率与股利政策

公司在进行股利支出时是迎合投资人或者成长机会一直未有定论,这两个理论皆采用市帐率作为代理变数,其对公司股利支出的预测则是相反的方向。文章利用套利风险与市帐率的交互作用项来检验这两种理论,结果发现如下:第一,公司市帐率越高,未来的现金股利越高;第二,在高价股中,高管人员迎合投资人而发放现金股利;第三,在高套利成本、低交易量、卖空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公司,高管人员会根据公司的成长机会而进行股利的支出。     

现金股利政策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派现与上市公司三种不同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派现能降低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派现与国有股、法人股比例成二次非线性关系;正常现金股利发放只是大股东获取公共收益的一种手段,不能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大股东的私有收益。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湖南省各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湖南省人口的转变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口红利期。通过引入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形势下,提出了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公司股利政策财务分析

用友软件在2001年度公布了优良的业绩和每股派现0 6元的高现金分红政策后,股价出现大跌,表明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对红利政策存在严重分歧。本文拟建立一个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基础上,对用友软件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

As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enters a new stage, the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 the economic advantage resulting from demographic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 is bound to disappear permanently.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an aging population.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refers to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derived from this later population change. This paper reveals major constraints caused by aging in China,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tendency to grow old before becoming rich. As the population ages,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slow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lines and consumption power reduces. This paper suggests taking advantage of a population “echo effect” to improve human capital at all ages, to enhance workers’ ability to benefit from employment, and to improv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elderly, which in turn would increase the income and social security of the aged. These measures are conducive to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异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由二元模式向一元模式转变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刘易斯拐点问题.文章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异象给出了一个理论说明,解释了“民工荒”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差异.本文还指出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指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重要意义.     

正式组织中的亲属关系组织研究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财务理论的一个中间工具。股利支付方式是股利政策的表现形式 ,股利支付比率是股利政策的核心内容。西方股利理论研究的前期关注的是股利政策是否影响公司价值 ,形成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 ,后期在基本认同股利相关论的基础上 ,形成客户效应理论、信号传递     

中国“人口红利”及其获取对策

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和各个省份的人口红利变动趋势有所不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期较东、中部滞后,省与省之间呈现出东部老年赡养负担重,西部少儿抚养负担重的差异格局。应该抓住机遇采取促进就业、加强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适时推迟退休年龄等对策措施以获取人口红利。     

浙江污染红利抑制的规制绩效

为了探究污染红利抑制的规制绩效,文章对浙江废水污染红利、二氧化硫污染红利和工业粉尘污染红利这三类指标的库兹涅茨拐点、污染红利依存度与依存指数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有关污染红利指标的库兹涅茨拐点分析表明：浙江三类污染红利利用均呈缩小趋势;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浙江废水污染红利抑制强度大于全国,二氧化硫污染红利与工业粉尘红利的抑制强度均小于全国。（2）从污染红利依存度与依存指数视角分析：浙江经济发展对废水红利和二氧化硫红利的依存度要低于全国,对工业粉尘红利的依存度要高于全国;浙江废水红利和二氧化硫红利的依存指数低于全国、工业粉尘红利的依存指数高于全国、污染总红利的依存指数低于全国。（3）浙江对污染红利的抑制并没有妨碍经济发展,实现了污染红利抑制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     

论“人口红利”衰退及其效应最大化

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但2010年比以往更加突出的用工荒现象却使得专家们纷纷发出“刘易斯拐点”的警告，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我国“人口红利”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给社会经济发展既带来机遇又增加挑战，我们应采取调整人口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城乡一体化等措施来积极应对，实现“人口红利”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