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的互动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国内15个省份2004年—2011年面板数据,检验了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之间的相互追逐关系以及制造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五个细分行业FDI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FDI与生产性服务业FDI存在显著的相互追逐关系;制造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FDI均显示出显著的正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其他部分区位决定因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什么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FDI的区域分布——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1985-2006

本文把生产者服务业FDI细分为5类,借助于1985-2006年美国对OECD中24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制造业FDI和其他因素对生产者服务业FDI区域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批发贸易类生产者服务业FDI以外,其他各类生产者服务业FDI在区域分布中均明显具有追逐制造业FDI的倾向。本文的研究同时得出了一些与现有研究不同的结论:生产者服务业FDI的区域分布大多不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与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概述了1998—2011年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FDI的规模和行业特征,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具有相同的增长趋势。利州}办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产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当滞后期为1时,生产性服务业FDI规模的变化是制造业增加值变化的原因;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分行业的实证研究。最后,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影响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调节机制检验

本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1999-2008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调节效应的存在性,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和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调节效应不显著,但细分行业存在差别;生产性服务业调节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受到制造业类型的影响。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动机分析

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设施、集聚效应、自然资源、制度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等要素,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EG指数公式测算了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集聚程度。随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能够显著促进本地服务业企业的集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但消费性服务业FDI对消费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服务业FDI的回归系数由负转为正,并逐渐提高。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流入更有利于高集聚程度的行业,而对中、低集聚程度的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     

我国制造业FDI对吸引服务业FDI的影响研究

随着服务业对华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影响其投资规模的因素研究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重点,从服务业FDI随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同转移角度出发,并利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制造业FDI规模对于服务业对华转移有着显著的正效应,而且生产性服务行业受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的结论。     

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

借助于VEC模型,以1988—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据,检验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入东道国的制造业FDI明显受到来自母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追逐。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FDI的追逐性依然显著,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是生产者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限制措施能够直接而有效地调节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流入,来自美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尚未形成集聚效应,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工资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均不敏感。     

服务贸易、服务业FDI与中国服务业工资水平——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行业面板数据,从整体服务业、不同行业技术水平和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三个维度,分析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等服务全球化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进、出口对服务业工资水平的总体影响显著为正,而服务业FDI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服务贸易与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工资水平的总体影响、直接影响及间接影响均存在着显著的企业与行业异质性,其中,总体影响的大小及正负是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FDI与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9-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利用FDI对我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自主创新具有正向促进功能,尤其在市场竞争激烈、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的行业,FDI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内资企业科研经费投入量与FDI推动自主创新效果存在显著相关性。我国在制订相关政策时,不仅应将利用FDI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考虑,而且在产业政策导向,以及促进科研经费投入等方面均需做出相应调整。     

日本服务业与制造业FDI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比较

对外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目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均超过了制造业。虽然我国目前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但是世界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和规律依然值得关注。本文以服务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代表国家—日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规模、区位和产业分布上的异同点。比较其影响因素从而探索服务业在国际投资中独特的规律,并为我国吸引日本直接投资提供建议。     

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构建了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利用2002—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下属五大行业的数据,研究FDI与内资企业的关系,其产出表现为正相关,产生比较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整个高技术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FDI与内资企业的产出表现为负相关。在此基础之上,对加强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与税收政策: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是近期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准特定要素模型做适当的拓展,能够较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条件。根据该模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一般会遇到产出和技术进步停滞的"瓶颈"期,这时需要通过适度外资的引入和税收政策支持来助其进入新快速发展期。基于该模型,本文利用我国1998-2010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税收政策和外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瓶颈"期,税收政策运用和适度外资引入都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推进作用。因此,正在进行的现代服务业税改试点、增值税扩围和资源税改革恰逢其时,值得重视。     

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2年我国外商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知识资本模型和知识资本—洗钱模型为基础,对比离岸国家（地区）与非离岸国家（地区）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绝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抑制作用;相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促进作用;劳动力丰裕度严重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个行业;贸易成本和距离均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成反比。     

FDI与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中国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的东道国视角

FDI和外包两种产品内分工方式为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两种有效渠道,但在技术溢出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FDI数据,在利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选取了19个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一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在承接外包中所获取的技术溢出效应要远高于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不论哪种方式,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